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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说呢？无论对人对己，要求别人要求自己，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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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三分之一的严肃的青年人，没有话说。我回到监房，和每次一样，赶紧写坦白和检举材料。正写着，伪满经济大臣老振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十分感慨地说：“我告诉你们，瞎讲可是没用的。我刚才对讯问员说了日本人从东北每年抢去多少钢铁。他一声不响，给我拿了一支笔一张纸，叫我算一算，这个数字需要多少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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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他的话，我又在坦白和检举材料之外，另写了一份对自己不该道听途说的检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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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赵讯问员问我第一次访日时的情形。说到我和裕仁的母亲在一起的情形，他插问道：“你扶她的时候，是流了眼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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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流过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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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你的侄子秀山说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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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可是我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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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叫他来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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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还是让我想想。”我心里想，见面对质了再承认，那岂不糟糕。我想了不大工夫，虽然没有想起来，我认为这类问题承认了比说想不起来好，就承认了。当时我还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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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第三次讯问中，讯问员对于“内廷”勤务班的孤儿们的受虐待很注意。这次讯问之后，我一连写了三次坦白认罪的补充材料，反复交代这件我从前不愿说的事，唯恐这位目光突然十分严峻起来的讯问员仍不满意。虽然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目光为什么变得那么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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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神经都是敏感的，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容易引起反射，有颓丧，有兴奋，可以说是五味俱全。我们同屋老宪闹出的几场活剧就让我们什么滋味都尝到了。他是伪满军医少将，前清肃亲王的儿子。在检举认罪中，三番五次地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一会儿把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罪行算到自己头上，一会儿又推得一干二净。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认了什么又推了什么，只看到他成天发神经，昏天昏地。有一天，他在讯问之后回小组里，声称他要碰头自杀，因为他又欺骗了政府，说罢就哭哭啼啼。所里的一位科长找他谈话，问他闹什么，他趴下就给科长磕头。过了几天，讯问员又来和他谈话，说到他不该自暴自弃，要老老实实地认罪才能改造自己，做个好人。他是一个医生，要知道一个好医生就是社会的财富。这次谈话之后，他也不闹了，因为听到财富两字，知道他还不致被杀。不但是他，让我们也放宽了心，于是又兴奋起来。像这样的颓丧和兴奋，都同样成为促使我多写几条坦白检举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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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七、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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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写出了不少材料。我交代了为了复辟，在天津如何收买军阀，如何结交外国人，如何给南次郎用黄绢写信，以求日本的支援，如何和土肥原、板垣先后会谈，然后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和皇帝。我也交代了在天津长春对仆人的疑心和虐待。但是，任何一个罪犯，在没有彻底悔恨自己的罪恶以前，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丢不下患得患失的时候，他的坦白和认罪大概都不可能是无保留、无条件的。因为这种坦白和认罪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过关，为了保护旧的自己，而不是和这个旧的自己决裂。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我害怕惩罚，逃避惩罚是我唯一的念头。我知道从法律上说我该受惩罚，我却感觉不出从道义上说我更该受惩罚。我承认有罪，我却看不见自己灵魂的丑恶。我把政府，把所方和检察机关的人员，看做是随时可以杀掉我的敌对权威，绝不可对之推心置腹，我还觉不出他们正是从死亡和腐朽中拯救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人。我对祖国，只看做是绝不能放过我的债主，只可对之藏躲、赖混，而想不到这正是以奶汁喂大我，又受到我侮辱的母亲。我为什么反复交代虐杀孤儿孙博元的事？是不是“东北的孤儿”这几个字中所包含的悲痛打动了我的心？不是，完全不是！我再三地交代，只不过是由于讯问员的严峻的目光，只不过是为了换取他的信任，为了能在债主和权威手下逃生。我绝没有想起瘦小的孙博元在我的监狱中垂死前的那副惨相，更没有想到过他们的父母。那些死于日寇屠杀和饥寒、屈辱中的烈士，留下的儿女还要遭到日寇奴才的奴役和摧残，这些我全没想到过。当时，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灵魂原封未动，心灵深处还堆着垃圾，虽然看到了“坦白”是个救生圈，但是这堆垃圾还有让我没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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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续的几次震动，都没有使我把这堆垃圾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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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坦白和检举的大会。伪满战犯公开坦白罪恶和面对面做揭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的一次。这个会是紧接着旁听了日本战犯的大会之后第二天举行的。在日本战犯的大会上，我们听了伪总务次长古海忠之的带翻译的认罪发言，和我在一起的犯人都认为他这个发言很真诚，交代了伪大臣们都不知道的大量的真实的罪行，例如鸦片政策就是一项。主持会场的政府人员也认为古海认罪态度是好的。关于日本战犯的这种变化，我以后还要说。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个大会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古海的态度，受到了政府的欢迎，也感动了同犯们。我们伪满战犯们都相信他定会受到宽大。由于古海的真诚的发言的影响，日本战犯们情绪激动起来了。这个本来要结束的大会不得不延长了时间，因为有许多日本战犯都纷纷起来检举、揭发认罪不好的同犯。后来在许多日本人要求下，一个被检举的人（是一个大佐，他在监狱里远不如古海出名）走上台去交代，但他的情形就和古海完全不同了，他刚刚说完，台下便站起好些人要求说话，不等这个人说完，另外一个就站起来指着台上大声地呱啦呱啦说了一阵儿。别的日本人也都抢着说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响，一个比一个激烈。后来几乎全体的日本人都起来对台上那个日本人咆哮着。我虽听不懂他们的话，看那激昂愤怒的情形，就知道那人交代得一定很不够，不然就是扯谎（此人的态度也非常坏，在台上晃荡着胳臂，露出傲慢的样子）。会场主持人在最后说了这么几句话：“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种人，态度不端正，面对事实，却要蒙混，把欺骗当做解脱自己的办法……”我觉得这话简直就像对我说的。第二天，我带着这种强烈印象，坐在伪满战犯的小露天会场里，一听检察人员宣布了开会的目的，我心里就起了狐疑，我看到许多人争先要求发言，我突然也作了一个决定：要求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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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也要求发言呢？这不单是不甘“落后”，主要的是我怕被别人当做那个日本人似的被猛烈批判，我要让伪满的这些人知道，我已经交代了许许多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不要认为我还是不老实的。固然，我下这个当众暴露的决心很不简单，但我还是很快地看出这样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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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安排到第三或者第四个发言。我已不记得前几个发言者是谁，说了什么，我只记得他们认罪之后，又都接着揭发那个自有一套道理的“大下巴”。对这天的事我记得最深的，还是这件事：当我按着写过的认罪材料说了“我不该欺骗政府，隐藏了珠宝，后来终于认识了错误，自动地坦白了出来”，正准备说另外一条的时候，忽然有人打断了我的话：“不对！是你自动交的吗？”这是我的侄子子显，怒气冲冲地问我：“真瑞给你的条子你怎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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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要说，我底下正要说这件事……”我赶紧说下去，就怕他全替我说了。我当时认为自己很聪明，知道什么是紧急时刻，知道这就是主动交代和被迫承认的最后界限。我把那个冒充进步、冒充自觉，隐瞒真瑞的纸条的欺骗政府的行为讲了，但其他的欺骗行为仍然一字不提。紧接着，我就对“大下巴”进行检举，把我听来的他在伪满时给日本人扫神庙等说了一遍，责备他现在不该采取欺骗蒙混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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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完了，立刻又有更多的人要求发言。我注意到我的侄子们、妹夫们，我的同屋犯人们都嚷着抢着要说话，而且有的人老是用眼盯我。我觉得我的厄运来了，幸好主持会场的检察人员宣布了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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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监房，我擦掉了头上和脖子上的汗，心里抱怨着真瑞的疏忽，不该把纸条的事告诉子显，更恼怒子显，不该这样待我。我们到底是一家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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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埋怨和恼怒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一下这些小家伙还会说我些什么。我认真地想了一遍，认为他们知道的能讲的我都说出去了，至于进了监狱之后的“攻守同盟”，那是牵连到他们自己的，我就以己度人，认为他们不会去说。这样考虑之后，我叹息着写了一个书面检讨，把真瑞的纸条这件事又写了一遍，请看守员送给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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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震动从我身上滑过去之后不到一个月，又来了另一种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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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战犯第二次开检举认罪大会。一个叫乔木岬的前日本宪兵队长在会上发言。他交代出的罪恶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他的罪行跟古海不同，是更直接地残害中国人民。他说他常常以反满的罪名拘来一批中国人，把他们排成一列，然后随便从中拉出一个来，当众用军刀把头砍了。他痛哭流涕地说：“我用这个办法前后就杀了三十多个中国人。我的双手染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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