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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的个人主义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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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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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记载，还可以抄出一大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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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四月，伪满战犯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这是仿照日本战犯那边的办法组织的，在所方的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具体安排和管理自己的日常学习、生活、劳动。凡是生活检讨会的情况，学习中发生的问题，等等，都经学委会先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同时也提出学委会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五个委员，除了主任委员以外，其他四个委员分工负责学习、生活、运动、文娱等活动的召集安排。我们这个学委会第一届委员是由所方指定的，主任委员是康庆，生活委员是我的侄子真瑞，学习委员是我们组里的老楚。这个学委会的成立，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对前途命运增加了信心，对改造政策是更加信赖了。在宣布成立学委会的时候，我也是和别人一样兴奋。但是一听了委员们的名单，又给我增加了一份担心：对我那么不留情面的康庆和真瑞，他们将怎样向所里反映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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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成立学委会不久的一天，因为要进行院内的轻微劳动，由生活委员真瑞在院中集合队伍。不记得是由于什么琐碎事，我照例迟到了一步，刚跑进队伍，还没站好，真瑞便对我叫起来：“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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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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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你迟到！看你服装七扭八歪的，扣子也扣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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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顺从地重新扣好衣扣，一边心里想：就看这件事，可知学委会里向所长反映我的情况就好不了。小组批评我的记录到他们手里，他不但完全同意，说不定还要加上什么旁证材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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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对民主的理解，我认为共产党无论什么事是只相信多数的，既然多数人都说我一点进步没有，说我虚伪、自私和皇帝思想原封未动，我还有什么资格改造？政府凭什么还能宽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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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四、血泪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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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段时期另一个苦恼，也是在认罪之后引起我思想最严重波动的（同犯们的批评以及生活和劳动上的无能也没造成这样大的波动），就是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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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六月，检察机关把根据伪满档案调查统计的材料拿来叫我阅看和签字。最重要的有这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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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至一九四〇年七年间伪满警察先后共逮捕东北和平居民二十六万四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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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监狱里对反满抗日爱国志士施以非人道的折磨，造成大批死亡，仅一九三六年监禁的一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人中，患病者达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二人，死亡达二千零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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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军队在各地讨伐抗日军（不算日本军的讨伐）几个年份的射杀与俘虏数字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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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实行集家并屯政策，使一九四三年热河境内就有十八万户居民被强迫集中于三千个“集团部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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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伪满三十六个惨案中的统计，逮捕了居民五千零九十八人，判死刑的四百二十一人，无期徒刑的一百二十三人，刑讯致死的一百八十四人，虐待致死的二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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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庞大的数字都是用无数血泪凝成的。日本军队和宪兵、特务不经过“满洲国”而直接的屠杀，还不在这个账上。我从陆陆续续送来的控诉书中，看到了由我签署的法令和由我的汉奸臣工们造成的地狱景象。这些经过查实的事实，使我无法相信，伪满洲国皇帝还能在今天的社会上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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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县振冈屯五十六岁的农民李殿贵，在“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的春节里，给抗联军队送去了一斗小米、二升黄豆、四十七根麻花、一百二十个鸡蛋和两包烟卷。过了两年，被伪警察机关知道了，把他关押在伪警署里，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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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树发，是天增屯的秘密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七堂，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判了两年徒刑。他被摧残得全身是病，还要做苦工。在这个所谓的巴木东案里共被抓去五百多人，判死刑的有六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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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残废了的肖振芳是××屯的农民，帮助他叔叔肖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半夜里，六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寻找他叔叔肖坤。查来查去没查到，就把他绑送到警察署，追问肖坤的下落。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就一顿毒打。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四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尸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尸岗又活了过来，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去了，已经是全身没一块好肉……他写这份检举书的时候，还在吐血。他的叔父肖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被弄死在哈尔滨的监狱中。那个监狱，我想就是我住过的铁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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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乡一个烈士的家属阎淑琴控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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