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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奉仕队”也同样充满了血腥和仇恨。蛟河县拉法屯当职员的陈承财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控诉，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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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康德十年的旧历五月一日，伪蛟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兵检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一百九十八名编成勤劳奉仕队，集中在县城。第三日由日本兵押着，把我们拉到东安省勃河县小王站屯等地。由县里走时都痛哭流涕。沿路受到严密监视，好像我们都是犯了滔天罪行的犯人似的……去后也让我们在野地里挖了一米宽四十米长的沟渠，一栋挨一栋地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就橡子面饭团，也不给吃饱，饿得几乎要死。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三分钟后才能吃，晚上睡觉前同样默祷三分钟。每天重劳动超过十二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疱直流水。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们都生了病。我乡富太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刘继生就……于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工地上了，父亲在家得悉其子死后，也上吊自杀了，这就把一家绝门了。当然，挨打是经常的事了，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但都不敢逃跑，在同年五月四日本县“奉仕”青年中逃跑了五名，不幸被鬼子抓回一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拖，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肚肠子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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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农民们在集家并屯政策、殖民开拓政策、粮谷的各种“出荷”政策中，工人们在非人的奴隶劳动中，东北人民在鸦片、捐税等等一切经我轻轻画上一个“可”字的政策法令之下发生的种种悲剧。罪恶统计表上，每个数目所包含的血淋淋的内容，在我脑中造成一片地狱的景象。我从每份控诉书里都仿佛看到，那些死难者的后代和亲友们的愤怒而仇恨的眼睛。我仿佛看见所有的东北人民都用手指着我怒吼着：“不能饶恕溥仪！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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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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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前半生中，在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做历史、什么叫做命运的时候，我曾自认为面临过三次绝境，三次都像奇迹似的绝路逢生。第一次绝境是伪满的崩溃，自以为准死无疑，未料到被苏联红军给救了出来。第二次是那次在检举认罪中最后“防线”崩溃时，又认为前途绝望，未料到又从直率的元帅的那里，看到了生机。第三次，是认罪以后这一年，我从学习、劳动和同犯的批评揭露中，本来已经越来越感到气馁，越来越感到受宽大的希望渺茫，我现在又看到了这样的血泪控诉，我觉得自己是又处在绝境之中了。但是，我又遇到了奇迹。这次意外，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因为给了我生机的不是别人，正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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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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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五、平顶山的方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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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我们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农业发展纲要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文件，所长召集了全体战犯，报告国内的建设情况。在最后，他说了这一段话：“党要改造旧世界，把不合理的社会改造为合理的社会，把自然界改造成为人类幸福的源泉，因此，就要把灾害变为有利，把消极的东西变为积极的东西。对于你们，过去犯罪，有害于社会的犯人，也要改造为有利于社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因此，实施着改造的政策。你们知道，叫你们学习就是改造措施之一。你们已经学习了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文件，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为了让你们亲自去了解新社会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改造，政府决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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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便向身边的老振打听，这个“最聪明”的人也不知所措地发了怔。原来人们都是一样，会场里起了一阵嗡嗡的交头接耳的声音，接着，嗡嗡声又被雷鸣似的掌声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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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旷古奇闻轰动了整个监狱。各个号的小组纷纷开会，表示感激和决心。我深信，至少感激是真实的。这个安全信号是来得多么受欢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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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种顾虑又出现在我和一些伪大臣们的心里。老百姓们看见了我们，会像政府一样地表示宽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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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在这次讲话里，说过这么一段话：“改造，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这就要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有正确的认识事物的能力，这也就是要向真理和正义低头。真理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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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前也承认过真理只有一个（也就是在紫禁城的时候），我认为唯一真理在我这里。后来，也就是到了伪满时代，受日本人摆布的时候，我又进而相信在人世间没有真理标准，只有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中，各有各的理，至于谁的理站得住，那就看谁的胳膊粗、谁的势力大了。小自吵嘴，大至战争，莫不如此，依此推演，人世间也就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和恩仇。由利害冲突发展为恩仇相报，这就是我对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一解释。说是改朝换代也好，说是革命也好，我认为历史不过是这种一仇一报的循环。虽然我已经学了社会发展史，理论上也讲得通历史是在向前进而不是转圈子，但是中外历史上，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时时提醒我，就算别的历史不转圈子，就算今后再没有循环，但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这个循环，至少对我这个债主，还要重复一次才能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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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不相信人民会对我宽大。这也就是说，我相信政府的宽大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它能行得顺利。比如说，在我出去参观的时候，人们不会要求把我留下来控诉和公审吗？从最好的情况说，人们不会用唾沫和辱骂，来表示对于宽大的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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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顾虑，在犯人中间是带有普遍性的。越是在伪满地位高的，顾虑也越大。至于又有地位，又在抚顺露过面、直接作过孽的，像在抚顺强征民工修过日本神庙的“大下巴”，尤其睡卧不安。我也是伪满汉奸地位最高又是到过抚顺和露过面的。那是伪满成立后第二年，在日本人导演之下在这里扮过“巡幸”一幕戏。我那次参加了抚顺露天矿的一个新矿坑开采典礼，在日本工程师安装好的装置上，按过一下电钮，响起了一个爆炸声。抚顺露天矿必定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件事。这回参观，偏偏首先就是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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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这样的疑惧心理，三月五日那天一早，我们出发了。我记得那天大轿车一开出监狱的大门，车上便再没有人高声讲话。人们看到市区新修马路两边的新建筑，感到了新奇，也不过是低声交谈一两句，更多的时间是在沉默里。当过“经济部大臣”的老振和老于低声交谈，又轻轻地叹气；“大下巴”脸上带着惊慌，下巴显得更长了；在伪满时到抚顺巡视过高射炮队的老佑，垂着眼皮，一言不发。我自己一直面朝车窗外面，却一直是视而不见，只想着惨案统计表和那些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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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没想到，在露天矿的现场参观之前，接待人员介绍矿史中给我讲的一个惨案，竟比我从控诉书中知道的任何一件惨案都要惨烈。惨案发生的地点就在这个矿的边上，这个矿的矿工就有不少是受害者的亲友，当时的一位幸存者现在是矿上的工作人员——方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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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矿办公室主任讲述那个方素荣的故事的时候，我从这个比过去所知道的惨案更惨的情节上，想象到这里人民的仇恨，想象到他们可能对我的举动，我的心都缩成一个疙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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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所遇到的现实，却是比任何一次意外的更大的意外……还是让我先把这个故事简单地重复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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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中心约四公里，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穷苦的矿工。日本强盗侵占了抚顺，郊区许多英勇不屈的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不断地袭击日本强盗，给占领者以严重的威胁。平顶山和其他郊区一样，也经常有抗日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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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了日寇。袭击抚顺矿的一路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在战斗中击毙了日寇杨伯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守备队的队员，烧掉了日寇的仓库。在天亮以前，抗日义勇军又转移到新宾一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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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义勇军走后，日本强盗竟然决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无寸铁的平顶山居民实行报复。第二天，日本守备队六个小队包围了平顶山，一百九十多名凶手和一些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把人们赶出来，有的还欺骗他们说，是要给他们照相。全村的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了，有表示一点反抗的立刻被就地打死。等全村三千多人全聚集在山坡上的时候，日寇汽车上蒙着黑布的六挺机枪，就同时向人群张开了嘴。一时间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和对日寇的怒骂声混成一片。机枪不断地扫射着，人们随着枪声一排排倒下去。有人在倒下的时候，向天空呼喊着，“要为我们报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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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倒在血泊里了。但是强盗凶手还不甘心，又重新挨个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没断气的人的肠子都踢出来，有的用刺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大刀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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