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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颗红星下发生了这一切——伟大的胸怀，无限的对领导的信仰，和看透一切的自信。有了这一切，才有了那个声出如雷鸣，耀眼如闪电的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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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二、会见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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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后的第三天（三月十日）的上午，看守员忽然通知我和溥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个侄子，一齐到所长那里去。我们走进了所长的接待室，出乎意料地在这里看见了别离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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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健壮如昔的胞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我好像走进了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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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是我的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也是现在的爱新觉罗氏中最高的长辈。在一九五四年选举中，他作为二百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又是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几天前，在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主席，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叔。主席和他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得还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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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七叔把经过说到这里，颤抖的语音已经被淹没在哽咽声中，我的眼泪也早已无法止住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抹泪，真瑞侄竟已哭出了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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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和家族会见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的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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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叔告诉我，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八万人，而这时是这个数目的三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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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无论在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之下八旗子弟的处境，知道如果不冒称汉族找职业都会遇到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也纷纷改成汉人的姓，姓了金、赵、王，我父亲在天津的家，报的户口就姓王。到了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增加，一直到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都登记了，于是才有了二百四十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料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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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在天津时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愤心情，还记得在登极时向祖宗发下和汉族绝不两立，一定报此深仇的誓愿。我也记得听日本人讲的山源氏故事，把爱新觉罗氏和日本天皇家族列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氏族，曾在我心底引起过的优越感。但是事实上，我这个自认的长白山仙女库佛伦的后裔和自封的恢复满族祖业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一步步消失的命运，我不曾也不能加以扭转；我过去所做的，只不过在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而当推崇爱新觉罗氏族的和声称恢复满族荣耀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可靠的前途。由八万变成二百四十万，这就是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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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包含有爱新觉罗的后人，包含有过去的“涛贝勒”和过去的“三格格”“五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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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叔这年是六十九岁，身体的健壮，精神的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态来。我甚至觉得他和我说话的习惯都没有变。妹妹们已不叫我皇上，改口称大哥了。七叔虽然也不再叫我皇上了，可是也还没有叫我溥仪，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老人身上看到了变化。这位清朝的最末一个军咨府大臣（参谋总长），在民国、日本占领以及国民党时期三十多年间没有出来做过什么事。但解放后，他以将近古稀之年参加了解放军的马政工作，还兴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在和我会面的时候，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提到这些，他的脸上更发出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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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数目降到八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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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惴惴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都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潢贵胄”的身份，放弃不了对我的迷信心理。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在民国时代更感到了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氏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生活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先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为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也请他们为了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知道的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后人及以惇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溥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溥伒（字雪斋），惇亲王奕誴之孙、多罗贝勒载瀛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六十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他被选为了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研究会的会长，被邀进了区政协，又是中国画馆的画师。溥伒的胞兄弟溥 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也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馆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他们的亲叔伯兄弟溥修，是载濂的次子，也是我真瑞侄的胞叔，他曾做过“乾清门行走”，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他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生活潦倒无依。但是到了解放后，他的经历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也被新社会看做是财富，就把他聘入文史馆中。这种文史馆全国各地都普遍设立着，里面有前清的举人秀才，也有从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朝代各个时期各个事件的见证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会举事的参加者，也有最末一个封建宫廷内幕的目击人。新社会经过他们抢救了大量的近代的珍贵史料，也挽救了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双目失明的修二哥生活有了着落，心满意足地回忆着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就口述一段，由别人代他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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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已经被新的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到了我心目里却是非常新鲜、印象强烈的新闻。而对我来说印象更强烈的、更新鲜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妹妹们身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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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半年前，我就和北京的弟妹们通了信，从来信中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正发生在我的家族中的变化，但是我从未对这种变化认真思索过。在伪满时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弟妹都住在长春，大崩溃时都随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虏之后，最担心的是这些妹妹会不会因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社会歧视。二妹的丈夫是郑孝胥的孙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个是“皇后”的弟弟，一个是张勋的参谋长的儿子，全是伪满中校。四妹的丈夫是在清末杀秋瑾的绍兴知府贵福的儿子，也是伪满的中校（早在伪满时期他就遗弃了妻子，后来又跑到海外）。只有六妹、七妹的丈夫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她们会不会因为是汉奸头子的妹妹而受到歧视？我对这个问题，心里也是没有底。这类的顾虑也是同犯们共有的，可能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后来在通信里，才知道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弟弟和妹妹和别人一样的有就业机会，孩子们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可以入学、升学以及享受助学金的待遇，弟弟和七妹还是照旧当着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做了缝纫社工人，三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她因为检举过一名暗藏的特务，还被街道邻居们选为治安保卫委员。她们比以前生活降低得多了，她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她们总是在信中流露出满意的，对人生肯定的情绪。我放了心，却没有仔细思索这些事情对于爱新觉罗后代的真正意义。那时我还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心，也没有更多心情去思索另外的问题。现在情形不同了，当我一看到她们出现在我面前，听了她们说了不多几句话，特别是在她们和自己丈夫谈起别后经过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从信里感觉出的变化，我不由得联想起了在天津、长春那些日子的一些事。过去的那些印象一回到我的脑子，这些变化就越加明显，也越来越使我觉得这种变化的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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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康庆睁了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她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他现在又拿出来问她了。显然，他的惊讶是不小的，在我看来也是有根据的。谁料得到从小连跑也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裁缝工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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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我们学委会主任惊异的，是他妻子的回答是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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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她，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她应该会什么呢？是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这都是受到夸奖的。而现在这些都被她当做真正的羞耻了，她拿起了剪刀，她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了，如果她丈夫老追问这些最自然的事情，她倒要见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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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通化了。作为流浪的汉奸家属，财产是没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卖旧衣。在这个期间，她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她上过商人的当，他们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她，她参加过群众大会……到一九四八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后，街道上开会，她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大概在会上发言也多，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她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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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我都是不小的惊异。这个摆过香烟摊、识穿特务诡计和上过商人当的社会活动家的过去生活，我不妨抄一段她从前和她丈夫一起住在东京当少奶奶时写的几封信（除第一封全文外，为了其余免于重复，都去掉了头尾），来对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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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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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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