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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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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刚吃完饭，今天晚上，吃多了，弯不下腰，有些出不来气，改日再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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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料得到，这个娇慵懒散，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我是能理解的。我理解她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她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她说的这句话：“我从前那是什么人？那是个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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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着不低的文化水平的女人，除了要首饰，为吃肘子感到皇恩浩荡之外，无聊到只能在信里写写吃饭、小狗看糖果；名义上是个“贵”妇人，而实际上是多么空虚，生活是多么贫乏！怪不得她想到了自己是个家庭里的摆设。新的生活给她打开了眼界，在街道的读报会上，当那么多邻居殷切地等待她为她们读报的时候，她才懂得了她的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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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五妹一样，在生活里已经使她感到十分自然的东西，也引起了我的惊奇。她后来谈过这样一段经历：“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说老百姓在开会，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吓坏了，我早听说过斗争会斗汉奸那是很可怕的。我说，你饶了我吧，叫我干什么都行。后来见了干部，说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讲理的。我没法，到了群众会，吓得直哆嗦，我向大会讲了自己的经历。那次会上人多极了，也有人听说看皇姑，都来了。听我讲完，人们嘁嘁喳喳议论开了，后来有人站起来说：她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财产也都交出去了，我们没意见了。大伙听了都赞成，就散了会了。我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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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刚才懂得了的。而她懂得比我还早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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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见的第二天，正巧接了二妹的一封信，说到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二年级学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她又以幸福的语气告诉我，不但这个十二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运动健将，她的其他的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当我把这些告诉了三妹五妹，她们又抹了眼泪，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讲了一遍。在这里，我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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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根据一九三七年修订的“玉牒”和妹妹弟弟们提供的材料，作过一个统计。爱新觉罗氏醇王这一支从载字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十年则是个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死亡率算一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据玉牒上的记载，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奕字辈）就有若干是未成年死的，更下两代（载字与溥字辈）未成年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强，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计是百分之四十五。在夭亡人口中不足两岁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十个就有四个半早死，其中大半又是不到两岁就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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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七叔和妹妹们会见的时候，还没有作这个统计，但是一听到妹妹们屈起手指讲述每个孩子的回忆往昔现况时，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爱以至于活活饿死的伯父，十七岁时就死了的大胞妹和不到两岁就死了的三胞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连串的“未有名”（来不及起名就死了）字样。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与成长的数字上，假使每个孩子长大除了提鸟笼子什么都不会，或者除了失学失业就看不见什么别的前途，那比起短命来也没有更多的意思。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溜后门，或者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十个八个碟儿的萝卜条、豆腐干摆谱，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之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干。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这类事情我就知道得不少。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我早在来信中就曾感到而未加深思的变化，我从这次会见中更亲切地又感觉到了它。在北京的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他们一共有二十七个孩子，除了未达学龄的以外，全部都在学校求学，最大的已进了大学。我七叔那边有十六个孙儿女和重孙儿女，他的二十八岁的长孙是一个水电站技术员，长孙女是军医大学的学生，另两个孙女都参加过志愿军，有一个是立过三等功的，从朝鲜回国后，一个做了政府干部，一个转入大学读书。四孙女是解放军一个文工团的团员，其他的除了幼儿之外也都或在校读书或者已经就了业。这些变化，这些具体的事实，以及妹妹们在叙述它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激动，使我完全明白了她们，为什么谈起今天的生活，会表现了那么明确的肯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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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我们兄弟姊妹的第二代时，我忘了说杰二弟还有两个女儿，当时都在日本和她们母亲住在一起，最大的女儿已经十八岁。两年后，杰二弟收到妻子寄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女儿因为恋爱问题和一个男朋友一起自杀了。后来，我听到关于那个男孩子的种种不好的传说。对他不管怎样传说，我还是认为这是个不幸的青年。他和我的侄女如果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总不会演出这幕悲剧来的。在北京的那二十七名侄甥和在东京的这个侄女，成长在同一时代而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命运竟又是那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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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三、日本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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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参观和会见亲属之后，六七月间我到了沈阳，为审判日本战犯而去军事法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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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着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是在抚顺，少部分在太原。在抚顺的都是从苏联押解过来的关东军俘虏，是和我们差不多时间送过来的。一九五六年六七月间，有四十五名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免予起诉，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审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两批审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里见过。其中的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早知其人，又在管理所讲坛上看见过的。他和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就是我和四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因为武部生病未能到庭，古海便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和武部都被法庭判为徒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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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想起了日内瓦谈判的胜利，想起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关系，这都是一百多年以来没有的事情。如今，又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了！这个地点也很巧，是在沈阳的北陵，是埋着我的祖先皇太极的地方。但这件为祖先扬眉吐气的事并不是我这个子孙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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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起打胜仗的日子，我还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过。那时，担忧的心理占了上风，我只看到了这次改朝换代与前不同，看到共产党占的是铁打江山，我那时只想到自己的命运除了从共产党的手里去讨求外，别无出路。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已不是什么忧虑，而是从来没有过的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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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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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时说了这样的话：“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有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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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泪说道：“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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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的那一幕：日本战犯的律师们向我叫嚣着，质问我，攻击我。我知道那绝不仅是由于我抵赖了给南次郎的信，我也知道今天古海的陈述，绝不是因为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叙述伪满的情况，也不是由于我再没想推卸自己的什么责任。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审判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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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一九五四年，在日本战犯开的那次大会上古海认罪那件事，因此，古海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还不算最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是曾经在那次大会上表现了和古海态度完全相反的几个将佐。在那次大会上，这几个不认罪的人是曾引起过公愤的。其中有一个大佐级军官，他站在台上还荡着手，斜视台下控诉者，带着傲慢的样子，这个态度更激怒了台下的人，以致纷纷要求把他那双手铐起来。这几个人后来的态度如何，我因为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大会，所以不知道，但当时这几个人给我留下的顽固不化的印象是难忘的。在我看到关于受审战犯全部服刑，被释放的战犯纷纷向政府表示感激的报道时，我还想起这几个武士道人物来，料想他们绝不属于那类表示了最真诚的感激和悔恨的人。但事实正相反，我的五妹夫康庆告诉我，在那些人里面，正好有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前日本陆军中将铃木一藤田，少将长岛，大佐广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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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康庆，可以讲几天也讲不完。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溥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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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铃木的前陆军中将，在一九五四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由于他害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也没放下自己的中将架子。但是，在法庭上，他承认了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进行过六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属下的一个联队，在潘家戴庄屠杀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烧掉民房一千多间。他在证人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做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在调查犯罪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我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尊重。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很多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人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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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长岛的陆军少将，一九五四年在大会上是被控诉者之一，据说在监狱里有几年的态度十分傲慢。有一次，一位管理员问他：“你有多大年纪了？”他说：“和你爸爸差不多！”……在判了他十六年徒刑之后，他很惊讶，向广播电台记者说：“中国的判决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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