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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定的。”她竟然又掉了眼泪，表示了同意，“我们还是朋友，以后感情也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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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她走出了会见室，我心酸起来了。接着所长找了我，一看所长的表情，我已明白他全知道了。我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他。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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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坚决。”我说，“我想我比她也是太老了，她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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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态度是很好的……且看看她是不是还有信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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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乎我意外的是，不多天，她真又来了信，而且说她回去如何痛苦，她的母亲如何责备她，反对她，她方寸已乱，不知怎么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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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又找了我去，出了个主意：“让她来，再谈谈，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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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去不久，她又来了。这时已到了年节，所里放了假，工作人员除了值班的都过年假去了，但是在所长的命令下，专门布置了一个房间给她，如果她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尽量谈下去，明天再走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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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了很久。可是谈来谈去仍是那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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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不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热心肠的所长和慈爱的母亲也都没有办法。她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她真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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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当时唯一所想到的结论。但是，事后所长微笑着对我说：“一切都在变，你在变，溥仪……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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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第十一章 “世界上的光辉” （1957—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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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我心里失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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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经常有些外国记者和客人来访问我，还有些外国人写信给我，向我要照片，或者在寄来的照片上签名。一九五七年二月，我接到从法国斯梯林-温德尔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有几张我过去的照片，有一封信，还有一篇不知要做什么用的很短的文章。这篇文章和那封信使我非常惊奇。现在把文章抄在下面，至于作者的姓名，我想不必去抄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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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牢里的中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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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牢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的一生的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在监牢的园子里独自散步。这个人的名字是：亨利·溥仪。五十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的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亨利在两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六年内战把他从皇帝宝座上推了下来。一九三二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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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以这样的话开头：“由于对陛下的仁慈和恩惠的坚强信心的鼓舞，我在这里谨向陛下提出一个请求……”他请求的便是要我在他寄来的照片上签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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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同情，在这以前我也遇到过。一九五六年八月，有两位英国记者（可惜不记得名字了）就问过我：“作为清朝的最末一位皇帝，遇到这样的下场，你不觉得悲哀吗？”另外，还有人也表示了另一种同情，有位加拿大记者问过我，待了这些年还不审判是否觉得不公平。有位法国记者曾问我：“被捕后长时期没有审讯，是否感到惊奇？”当我回答他说，使我惊奇的是，历史上不管是在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像我这样的人都不会受到这样待遇。我的这个答案倒真引起了记者先生的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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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罪人如果不承认他有罪，他在牢狱里待一小时也是认为不公平的。如果他仅仅是在法律上承认自己有罪，他也必定要从法律上斤斤计较他的刑期。但如果一个罪人在道义上也承认了自己有罪，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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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世界上的光辉，那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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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是方素荣的那颗伟大的心，是台山堡那家农民表示的宽忍，是在我的亲属身上反映出来的巨大变化，是抚顺矿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业学校里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设备的国产机床，是养老院里老工人的晚年，是沈阳法庭的审判和日本战犯们的眼泪……难道这都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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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那位要签名的法国人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我不能同意你说的世界上的光辉是没有意义的话……因此，我没有在照片上签名。”我向记者们谈过我的生活，我对政府的宽待感到惊奇和惭愧，我也说到自己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等等。我这些书面和口头的答复，后来都引起了什么反响，我不全清楚，但我可以断定，我如果再谈到这个监狱对我不是监狱而是一棵菩提树，那就准会引起一些人更大的困惑（当然，我确信不是所有的人，比如缅甸的议长肖恢塔先生，他是把这里比做一座学校的）。我把监狱的屋顶比做菩提树的华盖，是由于我这时确实已有这种感觉，确信自己领略到了像那位迦毗罗太子证菩提果时的一样的心情。当我经历了最后的三年之后，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就越发觉得这个比喻的恰当。首先，这是由于在这最后三年的五次参观中，我从自己周围的世界里看到越来越耀眼、越来越有意义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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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次参观中，我们走了五个城市，看了两个农业社，两个人民公社。二十三个工矿企业和五个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单位，又看了许多住宅区，还看了水库、展览馆、体育宫、烈士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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