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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了很久。可是谈来谈去仍是那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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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不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热心肠的所长和慈爱的母亲也都没有办法。她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她真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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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当时唯一所想到的结论。但是，事后所长微笑着对我说：“一切都在变，你在变，溥仪……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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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第十一章 “世界上的光辉” （1957—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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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我心里失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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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经常有些外国记者和客人来访问我，还有些外国人写信给我，向我要照片，或者在寄来的照片上签名。一九五七年二月，我接到从法国斯梯林-温德尔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有几张我过去的照片，有一封信，还有一篇不知要做什么用的很短的文章。这篇文章和那封信使我非常惊奇。现在把文章抄在下面，至于作者的姓名，我想不必去抄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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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牢里的中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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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牢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的一生的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在监牢的园子里独自散步。这个人的名字是：亨利·溥仪。五十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的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亨利在两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六年内战把他从皇帝宝座上推了下来。一九三二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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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以这样的话开头：“由于对陛下的仁慈和恩惠的坚强信心的鼓舞，我在这里谨向陛下提出一个请求……”他请求的便是要我在他寄来的照片上签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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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同情，在这以前我也遇到过。一九五六年八月，有两位英国记者（可惜不记得名字了）就问过我：“作为清朝的最末一位皇帝，遇到这样的下场，你不觉得悲哀吗？”另外，还有人也表示了另一种同情，有位加拿大记者问过我，待了这些年还不审判是否觉得不公平。有位法国记者曾问我：“被捕后长时期没有审讯，是否感到惊奇？”当我回答他说，使我惊奇的是，历史上不管是在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像我这样的人都不会受到这样待遇。我的这个答案倒真引起了记者先生的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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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罪人如果不承认他有罪，他在牢狱里待一小时也是认为不公平的。如果他仅仅是在法律上承认自己有罪，他也必定要从法律上斤斤计较他的刑期。但如果一个罪人在道义上也承认了自己有罪，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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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世界上的光辉，那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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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是方素荣的那颗伟大的心，是台山堡那家农民表示的宽忍，是在我的亲属身上反映出来的巨大变化，是抚顺矿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业学校里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设备的国产机床，是养老院里老工人的晚年，是沈阳法庭的审判和日本战犯们的眼泪……难道这都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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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那位要签名的法国人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我不能同意你说的世界上的光辉是没有意义的话……因此，我没有在照片上签名。”我向记者们谈过我的生活，我对政府的宽待感到惊奇和惭愧，我也说到自己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等等。我这些书面和口头的答复，后来都引起了什么反响，我不全清楚，但我可以断定，我如果再谈到这个监狱对我不是监狱而是一棵菩提树，那就准会引起一些人更大的困惑（当然，我确信不是所有的人，比如缅甸的议长肖恢塔先生，他是把这里比做一座学校的）。我把监狱的屋顶比做菩提树的华盖，是由于我这时确实已有这种感觉，确信自己领略到了像那位迦毗罗太子证菩提果时的一样的心情。当我经历了最后的三年之后，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就越发觉得这个比喻的恰当。首先，这是由于在这最后三年的五次参观中，我从自己周围的世界里看到越来越耀眼、越来越有意义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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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次参观中，我们走了五个城市，看了两个农业社，两个人民公社。二十三个工矿企业和五个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单位，又看了许多住宅区，还看了水库、展览馆、体育宫、烈士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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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许许多多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过的东西。我既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也没有足够的常识来理解那些标在产品前面的数字的含义，例如：一千五百一十三立方米的大高炉、二千五百吨的锻造水压机、一昼夜可选矿七万立方米的七A浮选机、一小时可抽水一万二千吨的四十八D水泵、五十八天完成的万吨巨轮船体工程、容量超过解放前一年生产总量的四万千伏安和二十二万伏电压的变压器……许多产品名称，许多的发明创造，对我都是神奇的。我把笔记本写满了两本，固然长了一些生产知识，但对我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有许许多多我们过去没有的、做不到的，现在都有了、都做到了，而且很多是以最高的速度和最好的质量做到的。大量的是由自己设计，有的还由进口转为出口。虽然有些设备现在不能制造，但也在试制或者将要去做，而眼前的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必定做得出的。我从这里明白了那些难记的数字和专有名词的中心含义：这一切足以引起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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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有！仅仅这一点事实，就足够让我这样的人去思索的了。我理解的还不是单纯的关于一个社会进步的问题，而是对我的祖国和民族的估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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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在前半生中，我的心里总是对“中国人”三字充满自卑感。清朝的后期历史中的对外关系，使我对“外国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心。我自从认识了庄士敦，又发生了对西洋民族莫名其妙的羡慕心。庄士敦的谈话、送我的画报和自来水笔，以及他穿的衣服、皮鞋，衣服上的别针、袖扣，都曾使我对西方文明拜倒，因而自惭形秽。后来到了天津，从日本人那里我更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新觉罗是中国的统治者，但要治理好中国还是要靠外国人才行。天津租界里的七年生活，“外国人”三个字成了我的灵魂的主宰。每参观一次外国军队的检阅或者参加了一次外国人的宴会，我必感叹一次外国民族的聪明、中国民族的低劣。甚至一本外国画报、一双外国皮鞋和一包外国纸烟，都能慑去我的灵魂，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居然相信了白种人优于有色种人的论点，记得这论点曾是我和溥杰的共同话题。我的世界知识的课本，除阅兵、宴会、画报、电影之外，便是法国的香水和白兰地、英国的衣料和香烟、美国的汽车和留兰香糖、德国的拜耳药品和眼镜、瑞典的火柴和搪瓷、古巴的雪茄烟、挪威的鱼罐头、日本的玩具……在我的生活中所用的，全是大学士倭仁指为奇技淫巧的东西，除了作为财产看的中国古玩玉器字画之外，我看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就连我的财产也要存到外国银行里，甚至不惜倒贴保管费。我当了伪满洲国“皇帝”，还必须吸三五、三九牌烟，吃拜耳厂的西药，喝三星白兰地酒。在我看来，中国的东西什么也不行，也永远行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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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我，连我的侄子——十三岁搬到东北一连住了十四年的青年，刚从苏联回来坐在中国的火车上，还惊异地问：“这火车是中国人开的吗？”比他更小的孩子就更惨。我的妹妹的大女儿在英国出生，在伪满长到十二岁，她一直到“满洲国”垮台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我承继了我的祖先——从接受第一个辱国条约的道光皇帝到“结与国之欢心”的西太后止——把祖国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业，变本加厉地又帮助敌人把东北变为完全的殖民地。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空气毒害了我自己的亲人，也毒害了我自己，制造出一批软骨病和先天不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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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场上胜利消息不断传来的时候，我还纳闷美国军队的精良装备何以会失败。到了美国克拉克将军说他是“第一个不是在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我才相信了胜利，也才相信了解放军过去抗日的战史。但相信不等于理解。因为我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对外战史印象是太深了，庄士敦和日本的参谋给我讲过的中国吃败仗的故事，在长春“帝宫”里放映的日本电影以及天津各国军队检阅给我的印象都是太深了。朝鲜停战开始谈判时，我看到那些谈判情况的报道甚至还担心过，觉得中朝方的代表那样板是板眼是眼的，弄僵了岂不糟？我在紫禁城里看过的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关于办外交的奏折和西太后用光绪名义发的上谕，使我习惯了那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外交。一旦中国人真的腰板硬起来了，我首先感到的不是痛快却是担心。我这种软骨病，直到看到了无数的足以挺腰板的事实之后，才算治好。我知道了犯了中国法律的外国人在中国法庭上判了罪，关进了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外国的水兵闯入到中国海防区，被不客气地扣了下来。我又听到，美国的企事业被中国政府管制的管制，接收的接收，美国的“总领事”被中国不客气地从大陆上赶走，美国的飞机闯进了中国的领空，中国飞机就把它不客气地打了下来，美国的将军在中朝人民军队面前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美国政府嘴说不承认新中国，可是又不得不举行了大使级的会谈。后来，我亲眼看到日本战犯在中国法庭服了罪，我又听到自称无敌的美国的国务卿，叫嚷着说中国是他的最大的敌人……我看到了这一切从无到有的事实，这些事情和我在参观中看到的那些从无到有的汽车、轮船、拖拉机、水库，各样发明创造……联系起来，我这才真正有了一种新的心情，重新想起了我是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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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看到了这些从无到有的事物，我又自然地想起那些从有变成无的东西——殖民地奴隶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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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从前每次“巡幸”，不管是到哪个城市，不管是乘车通过哪条街道，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文的招牌和仁丹、眼药的刺目的广告招贴。在天津租界时，我还比较自由地逛过商店洋行，印象最深的是到处可以看得见的红锡包、美孚油、棕榄皂、味之素、韦廉氏红色补丸、万国储蓄会等等的广告。我还记得，在旧中国，举目四望，几乎没有一样商品上面没有英文——无论是外国货还是中国货，除了同仁堂的丸散膏丹以外，几乎凡有包装的一律没有例外。我所接触到的青年，也无一不是以能说英文为荣，或者对能说英文的表示着最大的羡慕。早在北京时代，由于听到庄士敦宣传有知识的中国人都有个英文名字，因此我叫做亨利，婉容成了伊丽莎白，妹妹们就成了玛丽、莉莉……到了东北，日文又代替了英文，充塞着视觉和听觉所及之处。这些奴隶的记号，现在全没有了！我自己领到的日用品，再没有外国的商标和字样。我在那座由中国人当厂长、中国人当工程师和中国工人操纵一切机器的“汽车城”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汽车上看见中国字：第一汽车制造厂。在无论巨型的涡轮机，还是精密的量具上，我看见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在鞍山钢铁公司，我站在一望无际的高耸的钢铁建筑前，听到了一个故事。日本人在离开那堆已变成破烂厂房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你们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也要二十年！”可是，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这三年间，中国人从十五万吨产量提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吨，过了一个五年，又提到年产五百三十五万吨，等于从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钢所起到一九四七年止这三十一年累计的总产量！像这样的钢铁基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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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资料档案说明，中国人在东北得到的不是什么基地，而是一个一个的烂摊子和各种各样的讥笑。从某种外国人嘴里发出的讥笑如果聚起来，大概可以变成一场台风。可是人民却像地球本身一样，不管地面起多大的风，扬起多大的灰尘，它还是按着时刻不差一分地转动着。中国人并没叫台风吓倒，农村恢复了，合作化又实现了；鞍钢恢复了，又成了现代化联合企业了；抚顺煤矿恢复了，产量在十年间提到了伪满时最高产量的几倍。要恢复的都超过了过去，没有的也建设了起来。这种事情在发出过讥笑声的人的心里发生了什么反响，我不大知道，但从古海忠之第二次参观大伙房水库的感想中，却听到了一种真实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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