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蜷卧了千百年的龙，何以会施展出如此惊人的威力来呢？在参观中，我听到无数的英雄的业绩，也知道了无数的英雄的身世，从那些在旧社会默默无闻的、被轻视的受苦人一下子变成了举国闻名的人物的经历中，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过去的奴隶，变成今天的主人，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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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鞍钢有个无人不知的老人，他的事迹现在已传遍全国。一九四八年当日本的旧技术人员发出不如种高粱的讥笑的时候，这个有三十二年工龄的老管子匠，回到了几乎吸干了他的血汗的鞍钢。他问比他早回来的工人：“做什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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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有的是！光是拔草就够干十天半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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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小事！”老人的眼睛望的是铁水凝结在里面的高炉，严肃地说，“先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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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蓬蒿塞路、野兔定居的炼铁厂里，一切设备都被国民党接收人员盗卖得残缺不全，能拆的都拆走了，仓库里没有备件，工人手里没有家伙。但是，工人们不种高粱，他们和刚摘下人民解放军胸章、捋起袖子的干部一起，立刻动起手来。跟着出现了一个献纳器材的运动，把自己家的工具、器材都送回了厂子，同时，政府又拿出了钱向收买过“接收大员”的器材的商人们购买那些机器材料。在那个冬季里，老人整天到工厂的废铁堆里，扒开一尺厚的雪层，把一切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挑出来拿到空仓库里。起先还有人笑他，后来在恢复工程中，人们在他这个仓库里常可以找到擦得铮光煞亮的而且正适用的器材。于是，修理厂工人首先仿效他，把从前废弃的材料都收集了起来。到了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举行的两个月前，被日本技术人员估计要二十年才能恢复的鞍钢炼铁厂，恢复时期才过一年，已经有三座高炉又冒起了浓烟。这三座高炉的全部管道工程，就是老人和他的修理厂用拾来的废弃材料安装成功的，没有花国家一文钱去买材料，也没有领过一文钱的献纳器材奖金。甚至一开始连厂长也不知道这个内幕。有两个经常采访高炉消息的记者，这年冬天每次来到高炉，总看见一个老头在高炉这里爬上爬下，有时在炉内摆弄水管，身上尽是些冰块块，走起路来嘁嘁喀喀直响，记者发现了他，告诉了厂长。当时，记者们曾问这个劲头像小伙子似的老头：“你多大年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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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五十二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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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叫你这样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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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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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自己这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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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老头觉得问得奇怪，“不当亡国奴了嘛，是为自己干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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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当了炼铁厂的修理厂长，但人们提起他，都喜欢叫他老孟泰、老英雄。他和修理厂的工人们放那些捡来废弃器材的屋子，就被人叫做“孟泰仓库”。在恢复时期的头两年里，这个仓库起的作用简直难以估计。但是关于老孟泰的故事，更远不是一座仓库能容得下的。一九五〇年八月，有一次高炉里铁水漏出，与冷却水接触发生了猛烈爆炸，老孟泰闻声不顾危险带头冲上炉台，从浓雾中和不停的爆炸中判明了情况，冒险抢救高炉的有他；在抗美援朝时终日睡在厂里，在第一次空袭警报中勇敢地跑上高炉炉台，提着一根铁管自动去保卫高炉的也是他；一听说产院里床位不够，不费公家一文钱，收拣废水管给产院制作了五十个铁床的也是他……他带出了数不清的徒工，许多人又成了新一代的先进工作者；他不服老，听说青年工人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四年多的任务，他提出了赶王崇伦的口号，回到厂里就和大家研究如何为祖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月内，他领导的修理厂就真的搞成了八项重大的技术改进。他不只关心自己的修理厂，修理厂外的事也样样操心。他看见操纵矿石车的小伙子叫六百多摄氏度高温的烧结矿烤得浑身大汗，每十分钟就得浑身浇一次凉水来降温，心里十分着急，就和大伙商量，结果想出了安装水管用环水降温的办法，把矿车内温度由七十摄氏度一下降到三十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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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管子工常常说的几句话是：“国家是咱们的啦！”“不做亡国奴了嘛，这是给自己干嘛！”这句话里流露出了老人今天的喜悦、自豪和责任感，也浸透了过去的辛酸愁苦。他生在河北省丰润县的一个贫农的家里，从记事时起，就很少吃过干饭。他少年时给一个举人家当长工，受不了欺压，十六岁时闯关东去了，到了千金寨。到千金寨的第二年（一九一七年）正遇上这里一次瓦斯大爆炸，这次胜利矿死了九百一十七名矿工，他亲眼看见鬼子在矿井周围拉上电网封锁，而成千的妇女小孩围在那里哭声震天，有的女人一看到自己亲人烧成木炭似的尸体，就一头撞上电网，电网里外，全是死人。他在千金寨日本鬼子工头手下做了十年钳工学徒，除了做工还要给鬼子工头做杂役。鬼子吃过饭午睡还要给鬼子捶背，有一次在捶背时碰掉了一个钢锉，挨了一顿耳光。实在受不了了，他又跑到鞍钢，一连干了二十二年的管子工。受气挨打，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投降，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只会盗卖器材，工人日子更难过，他只好带着女人孩子到乡下去种地。他三十多岁才娶上亲，一九四六年到妻子娘家海城乡下，国民党又天天抓兵，他只好天天藏到顶棚里躲着，不能做工又种不了地，全家快要饿死的时候，海城乡下解放军到了。从此，一个崭新的生活，在一个饱经沧桑的五十多岁的老人面前展开了。这是由奴隶变成主人的生活，一开始，他还不明白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他被介绍到后方通化去做工，到了解放区，当迎接他的干部亲切地抚摩着他小女儿头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受到的兄弟般的待遇，使他老泪盈眶。他看到解放区的铁厂厂长不但毫无架子，而且和工人一起干，一起生活，他明白了这些人是自己的弟兄，是完全的自己人。等他在解放区工作了一年，鞍山解放后又回到鞍山时，在他心里支配一切的只有一个思想：“这是给自己干，国家是咱们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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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参观的厂矿企业里，到处都有老孟泰式的英雄，也都有类似老孟泰的旧时代奴隶的经历。单单这个鞍钢，我就曾听说过发明反围盘的张明山，会见过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王崇伦是个年轻的刨床工人，但是也受过旧社会的折磨。在解放后，他并非立刻明白了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在一九五〇年还因为没有涨他的工资，一怒之下三天没去上班。但是当他一想起了旧时代的生活，一想起了在旧时代患了十几年眼病的母亲是解放后的国家治好的，他一明白了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实，这个智力和精力惊人的小伙子的劲头马上出来了，连旧的劳动定额都成了他的敌人，一齐被他连同那些旧思想一件一件地丢在脑后。于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完成四年多的定额，被人称做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一九五七年我在鞍钢看见他的时候，他已是工具车间的主任，正领导他的车间生产着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产品。后来在古海忠之谈到中国人民的眉宇间的喜悦和自豪的时候，我就很快想起了这个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似乎每个人的眉宇间都有着喜悦和自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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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了人们今天的喜悦和自豪，自然令人想起旧日的那些灾难。在大伙房，我望着那浩瀚的人造海的波澜，眼前忽然浮起幼时在宫里雨天塞沟眼积水的游戏，耳边似乎又听见乳母讲着她幼年遭遇的水灾的故事。那时，水是我游戏取乐的对象，水灾也不过是引起我好奇和幻想的材料。到了长大，无论水灾旱灾，我从报上看到这类消息，想起的不过这是我利用赈灾手段以沽名钓誉、培植政治资本的机会。我看到不少民国时代关于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消息，看到一元钱可救一条命的呼吁，看到女孩子论斤出卖，不过几个铜元一斤的新闻。我也在光绪朝《东华录》里看见过各省大臣年年必有的关于灾情的奏折，其中也有惊心动魄的描写。可是那时所有这些描写加在一起，也没有叫我像听见孙殿英盗陵那么激动。如今，我再想起那些事情的感觉就不同了，因为正是那些人为的灾祸或人工加深的天灾，教育和锻炼了人民，正是它所造成的悲痛，变成人们的巨大的足以冲毁一切的力量，击碎了旧世界。也正是由于旧世界的毁灭，旧的灾难一去不复返，人们的眉宇间才出现了喜悦和自豪，才出现了大跃进的轰轰烈烈的形势，才出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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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那些灾难已经过去了。其实，旧日的灾难岂止是水旱，岂止是血腥统治和贪婪的掠夺？受难者也岂止是工人和农民？每一个有正义或有美好的理想的人，谁不曾在那个黑暗的世纪里苦闷而彷徨？有些人在那个社会里不一定准愁吃穿，只要他们能够忘掉天良或者理想，肯做帮凶或者帮闲，还可以名利双收。但是有骨气的人不要那样的名利，于是在他们和革命斗争联结在一起之前，也就无望地屈辱地生活在另一种灾难中了。我国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是祖国民族建筑的热爱者，旧社会的统治者没有人注意和尊敬他的学术思想，他只有眼看着那些心爱的艺术品任风雨之侵蚀和大兵们的糟蹋。解放军对平津形成了包围，在解放北平城的前夕，派人去向他咨询关于这座古城文物建筑的情况，以便万一攻城可以保护这古城文物建筑免受炮火损失，这位对共产党毫无了解而且抱定一生不问政治的建筑学家，从这个问题上立刻明白，“解放”这个字眼对于文明，对于人类美好理想以及对他本人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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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位学者的故事，因为他的先人和我的姨祖母有点瓜葛，他是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的后人。我在报上看到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知道了他的事情，我就想了旧日灾难，真是越想越觉其深重。在那个漫长的黑暗的世纪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某一部分的儿童，包括了我自己的童年在内，也何尝不是灾难？我看了许多托儿所、幼儿院，访问了沈阳、哈尔滨、长春、抚顺的许多学校。我看着坐在显微镜前正探索着微观世界的孩子，我看着正严肃地审视小飞机引擎的小科学家，我竟一时不想从那些耀眼的仪器和神秘的机械面前走开，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养蚯蚓、喂蚂蚁、看牛狗打架和听讲君君臣臣的童年时代。我参观了许多城市公园，每每看到在那里嬉戏的孩子和“过队日”的红领巾——在一处有一群孩子围听一个解放军海军讲故事——我就觉得这里任何一个公园的阳光，都比御花园的明亮而充足。我甚至现在还能觉出毓庆宫和御花园的那股霉烂东西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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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间歇中，我连续地接到了北京的来信。五妹的大孩子参加了登山训练，已到了西藏，将探索祖国高峰的奥秘；二妹的大女儿获得了北京市女子摩托冠军的荣誉，又被选为女子欧洲式击剑比赛的北京选手……正当我更深地感到下一代的幸福，也包括了爱新觉罗氏的后代得到解放，因而内心充满了激动，这时候得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一个噩耗：我的侄女、溥杰的大女儿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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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三、美与丑、善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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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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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曾经问过一个日本战犯的这句话，在参观期间，忽然又回荡在我的耳边。这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是对我们说来，又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一九五七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特别感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这是两次工矿企业以外的参观，一次是对平房区金星农业社的访问，一次是进谒东北烈士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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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五〇年苏联政府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案以后，日本军队设立过细菌部队和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诸于世。据说后来查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发生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区的鼠疫，就是日本用细菌武器所造成的灾难。这个部队原来的化名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来又使用“第七三一部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叫“一〇〇部队”的细菌部队，位置在长春南十公里的孟家屯附近，我们到长春参观时火车路过那里，没有下去看过。“七三一部队”位置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我们参观的金星农业社就在原来“七三一部队”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菌灾难的一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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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才能形容这个由人指挥和由人组成的部队对人类造下的罪孽。我看过一本参加过这个部队的人描写这个部队的书。他写的仅是部队一个角落里的见闻，从这个角落里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座周围四公里、内有现代科学设备的巨大建筑里，每天经过几次消毒穿着精致的防护服的人们，操作着最精良的仪器，运用人类独有的智能，干的事却是制造培养毁灭人类的各种病菌，用活的人进行各种病菌以及冻伤、爆炸的试验。这座“工场”工作人员有三千名，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场”里设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更是令人惨不忍闻。在玻璃柜子外看试验的是人，在柜子里受试验的也是人：有的被剥得精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抖索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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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作者在七三一部队里曾听到他的上级说：日本培养的这些细菌，威力超过一切武器，准备杀掉一亿人口，说这是为了“圣战”事业所必需的。一亿人口的屠杀！据说这是很引起日本军人自豪的理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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