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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常生活上，令人感到这是一座医院或学校的，还有这样一种事实：凡是社会上普遍举行的活动，一般说这里也有。比如抚顺市开展消灭沙眼的运动，这在一段时间内，所有人的沙眼也全治好了。比如在朝鲜美军发动了细菌战以后，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并且照所长的话说，由于细菌战带来了一个“好处”——中国人从此有了搞卫生运动的习惯，我们这里也就有了经常的除四害、大扫除运动。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抚顺市在一九五八年得到了“卫生先进红旗城市”的称号时，并不感到奇怪。又比如我们的经常学习的进度和内容也是和社会上职工的学习是一致的，在十年间，我们和那些职工一样，以自学、互助的方法学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五年计划、宪法草案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的政策文件和著作，大约有五六十种。参观是结合实际的重要学习方法，报刊是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材料，自然，报刊尤其是研究国际问题——如和平与战争、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等问题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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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结束一个问题的学习，一般要写一篇“论文”——在这里叫做学习心得或者学习感想，或者按自己的意思起个什么题目。这篇文章一般地是在小组里谈一下，但并不是通过的意思，尽管也会有争论。写完了就交到学委会，然后进入下一个课题。学习时间最长的是政治经济学，共计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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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小时的学习，各组在自己室内进行，或自己阅读，或小组讨论，或三三两两进行互助。在互助或小组里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学习组长反映给学委会，对于带普遍性的问题，学委会召集全体开会举行大讨论，有时学委会主委也作解答。如果仍然不解决问题，就要由所方负责学习的干部出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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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小时的劳动，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工种比较简单，也不太有计划。自从一九五四年结束了每天两小时糊纸盒的轻微劳动，可以说一般人都经过了劳动的启蒙期，或者说精神与体力的准备阶段。一九五五年就断断续续做些拔草、种花、平整场地以及扫雪抬煤（也仅是年岁较轻的一部分干的）的活动。一九五六年，有了经常性的种菜、园艺、温室、养鸡的轻劳动。到了一九五八年，劳动才更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按照每人体质、兴趣和特长等条件，编成了更多的专业组。但这样的劳动，根据一九五七年我在沈阳参观东北对罪犯劳动改造成就展览会上所看到的，是比不上一般的劳改生产成绩的。我知道有许多劳改单位，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培养出不少技术人才。我们这里，至多不过给自己解决了一部分副食品而已。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劳动是进行了生产技能训练，但对更多的年老的人来说，主要不过是为了增强体质。各个专业组，都有所方请来的师傅（技师）带领着，自然也教授着技术，但从来没有提过生产定额和指标，也就是能干多少干多少。专业组调整过几次（比如伪满战犯首创的电机厂这一组，因所方考虑到虽然有人有这方面专业技术，但多数人体力条件不合适，所以调整给国民党战犯了），到我离开抚顺之前，有这几个专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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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组——饲养鸡鸭羊猪。猪羊场后来设在狱外的山上。这是成绩最令人满意的一个组，因为生产的肉蛋可以自给而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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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组——在温室里种菜蔬，到春夏季时也种时菜；大约可自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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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组——主要是做豆腐豆浆等豆类的加工品，每天供应监狱全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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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组——他们的活动天地就是管理所内全部的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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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组——这是我参加的那个组，因为过去我看了不少中医和药书，对这方面也有些兴趣。我们一共五个人。我们的业务是每天先用半小时搞清洁卫生，然后给医生和护士们当助手，最后两小时是我们的学习时间，五个人分学中西医，辅导者是医务所的医生。到我临走之前，我们已学到针灸。我在这里也学会了操纵电疗器械，每天我的工作便是给病人量血压和施行电疗。接受电疗的有个日本战犯，大概他不认得我，同时也被我身上白罩褂和一副眼镜给唬住了，每次医疗完毕，必向我行九十度鞠躬礼，说：“谢谢医生先生。”一直到最后一次参观之后，我在全体大会上发表感想，大概才认出了这位医生是我，所以后来再来治疗，才改口说：“谢谢溥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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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习中医，还有一点值得一说。一九五九年的夏季，第一学程结束，举行了一次考试。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考，也是在监狱里学习唯一的一次考试。我心里颇为紧张。考试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得了个八十五分，这大大鼓舞了我。这不仅因为我对生活有了信心，特别是对做人的信心增强了。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这次考试的安排，实在又是所方有意给我的鼓励。这样的例子真是说不尽的。回想起所方对我们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的种种安排，又哪一样不是为了让我们重新树立做人的决心和信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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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说我们这里等于学校和医院，这并不是根据它的形式，而是由于它充满真正人道主义的内容。重新做人，并不是只限于具有健全体格和具有正常知识。固然，这是这个医院和学校已经给了我的，但它更给我治疗了灵魂，教育了我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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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五、“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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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治灵魂和教我如何做人的“医生”和“教师”，是从所长起一直到看守员的每一个所方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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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对他们有一个习惯而笼统的称呼——“所方”。我每逢回忆起过去这十年的经历，想起了任何一个细节，我总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们的许许多多令我难忘的那些举动，与其说那是出于一种外来的职务上的规定，倒不如就是发于他们内心的精神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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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医务组之后不久，有一次护士交给了我一个任务，把脱脂棉团成一个个的小棉球，供外科门诊使用。她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笨，所以给我做出几个样子来，便忙着去向别人交代其他任务去了。我们参加医务组的一共是四个人（我和老邦学中医，老振和老宪两人原是西医，所以，他们这次学的都是西医），他们都在另外屋子干着别的活。我一人团棉球，护士一走我就忘了棉球的做法，也没有人可以问问，结果团得大大小小，乱七八糟，到了下班时间，也没有做出外科半天需要的三分之一。和护士做给我看的标本一比，大小不合格，连颜色也似乎灰暗了许多。到护士来收成品的时候，我简直都抬不起头来。我知道如果是在号里，这必定又是老正向我嚷的话题。但是护士把那些足够引人嘲笑的宝贝拿起来看看，不过是笑笑说：“下班了，明天再做。”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心里嘀咕着医生和护士不知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批评？给我另找粗活？限定时间叫我重新做？结果这些猜想都不对，不过是把学西医的老振他们叫到一起，让我和他们一起把团棉球再学一次，叫我跟着他们做。这几个当过几天西医的果然对棉花熟悉得多，做得很合乎规格，我一边看一边试，慢慢地也就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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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的时候，就有许多在看守员来说也许很自然，而在我们心里却留下异样感觉的事。按规定，我们吸烟的犯人每月每人发给一条半纸烟。开头的时候，烟瘾大的人自己不知节制，不到月底就先抽完了。有位姓王的大高个看守员是吸烟的，他吸的是烟袋，他有个一尺长的小烟袋，上面挂着个小烟叶荷包。轮他值班的时候，发现犯人里面有人断了烟，就笑笑，解下了小烟叶荷包，隔着栏杆扔进去：“拿纸卷一颗抽，过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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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长姓刘，是一个准尉。有一回他在晚上文娱活动时间来巡查，经过我们这间的铁栏外面，像发现了新奇的问题似的问我：“别人下棋、打扑克，怎么总不见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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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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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扑克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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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我把小时候的游戏告诉了他。除了和小太监玩，我也和弟弟妹妹玩过，室内游戏我除了打手板，别的全不会，打扑克，我看别人玩，总是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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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玩还行？好，我交了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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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矮壮身材红光满脸的准尉走了一会儿，果然来了。来了就坐在铁栏杆外面的地上，很有信心地教起我打扑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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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不信玩扑克还有学不会的。我连一分钟不用就学会了打百分。”他一边教一边宣传，还回过头对王看守员说：“那时候行军打仗，一有空儿俺们就打。班长要不拦着，几个小伙子连觉都不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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