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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刚回国时对所方人员的议论，真是可笑。因为看守员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把我们当人待，就认为这是专门挑选来的，甚至猜测到挑选的条件首先是没有受过伪满的罪，对日本鬼子和汉奸没什么冤仇。事实上，在东北生长到三十上下的中国人，除了汉奸谁不受罪？由于这次捉老鼠的机缘，我和江看守员谈了一次天，我那种妄信完全被推翻了。至少，这个热心地为我设计捉老鼠，又因我捉到老鼠而衷心愉快的江看守员，是对伪满怀着血海深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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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看守员在几个看守员里比较年轻，他不像稍有点岁数的王看守员那么稳重而略带潇洒，也不像满面红光的刘看守员那么从老远就令人觉出一股旺盛的火力，那年送熙洽去医院，熙洽背在他背上就像一个破口袋挂在一块大石头上似的。江看守员不到三十岁，比王看守员矮些，比粗壮的刘看守员瘦些。他平常说话不多，说起来很简短，又很温和，好像一辈子和谁也没吵过嘴。有人说，他很像刚进城不久的农村人，他这是忍受过压抑的、农民的脾气。事实上，他也真是一个农民，但并不是一个能忍受过分的压抑的人。那天我们从东北老鼠谈到了东北的农村，谈到了在北满的他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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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屯子早没有了。集家并屯给并掉了，并到第二个屯子，又要并，这个屯子也没有了……”他说。他原有父亲母亲，七个姊妹，一个兄弟，连他十一口人。九岁那年，抗日联军在他们屯子附近和日本鬼子打仗，日本鬼子把全屯的房子全烧了，把全屯的人赶出去，并到五十多里外的大屯子里。不到一年，因为屯子里百姓给抗日联军送粮，全屯又给鬼子烧光，又把全屯人赶出去并到另一个屯子。这次要过一条大河，鬼子汉奸通知说，限十天搬完，不搬的就杀头。老百姓吓得要命，连东西都顾不得拿。江看守员这一家就只拿出被子，牵了牛就跑出来了。新屯子里房子不够住，搬来的人只好搭窝棚睡，秋天来了，伤寒流行起来，成批地死人。他兄弟姊妹九个，这一年，死得只剩下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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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都没衣服穿，死人更是光光的，大人还有个薄板棺材，死了的孩子就是光光地往山沟里一扔！我那死去的八个姊妹兄弟，全是这样扔到山沟里喂了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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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窝棚，屯子周围还叫挖了壕沟，垒了墙，鬼子兵在四门把着，不让随便出入。屯里五天就大搜查一次，鬼子兵搜起来就用刺刀东挑西戳，爱拿什么拿什么。实在也没什么可拿的，因为人人穿的都像叫花子。他说：“我有家亲戚，全家三口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有钱也买不到布，只有用豆秸做的更生布，穿不多天就破了。有一次说是可以拿户口证去抽签，十家能有一家买到青白布。我去抽签，只抽到几尺花布，就做了条花布裤子，穿了不到一年也破了。拿出荷粮的能买到好布，所以也只有地主家能有布。我家也租不到地，地主觉得雇工比出租合算。后来好不容易租到日本矿上的一垧地，没牲口，用十五个工换了地主的牲口工，收了三石，去了租子和出荷粮，只剩了一石。我父亲又总给鬼子拉去，这年我十三岁，父亲随鬼子讨伐给背东西累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干。十五六岁那年，鬼子和警察天天来搜粮食，我母亲把剩下的玉米藏在酸菜缸里，警察看见缸里水变了色，查出来了，把我母亲打得快死了。我只得到地主家跪着求少东家行好，借点粮，借了五斗高粱，到秋要还十斗。这年收下的粮连一石都不到，我看是活不成啦。这时同屯的穷人商量，反正是活不了，抢地主的！我母亲听说，拦着不让我去，我拿起口袋和棍子就去啦！这一夜工夫，一百多人抢了他一百五十石粮。我把抢来的半口袋粮给了母亲，就上山找抗联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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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队伍，说我太小，怕吃不了苦。我说，我一家十一口人，就剩下一口半了……这一句话，收下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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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笑起来。然后又说：“那时觉悟不高，就知道自己家里死了九口。干革命嘛，那不只是为了一家的冤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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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多么熟悉的响亮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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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革命嘛！”就是由于这个崇高的思想，这个每天心里埋藏了巨大仇恨的人，在冬夜深更提醒我盖好被子，那样热心地帮助我捉老鼠，在捉到之后又那么由衷地为我高兴，而他在当年“康德时代”却是冬天连裤子也没有穿的；被康德“裁可”的集家并屯法令夺去了他的八个姊妹兄弟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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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伟大的理想和事业，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埋着头，做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史无前例的改造罪犯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他们要遇到千奇百怪甚至令人难忍的，只有具有高度涵养的人才能淡然处之的事情。应付罪犯的无理取闹，冬天给罪犯挑热水洗脸而他们自己只在洋灰池里洗冷水，罪犯按营养标准吃精米白面而他们只吃高粱米……这比较起来，还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为了事业而不去计较自己的得失，要在那些曾把屈辱和灾难放在他们头上的人们面前，心平气和地进行着一切必须做的工作，而且是真诚由衷地为这些人的一点微小的进步感到高兴。这是具有何等坚强的信念和高贵品质的人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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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人，因此才有了这样多得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我面前才现出了那么耀眼的光辉，也由于我终于明白了它，从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这种光辉对我也就发生了不可比拟的巨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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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170580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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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六、命运是可以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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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秋天的一天，我在医务室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老所长被调动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离开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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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占据着我的心。这天整个工作时间里，老是在想这一件事。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这并不是因为别的，只不过因为他是所长，按旧经验说，这就是犯人命运的主宰者。可是谁料得到，在他的直接主宰之下，人们竟会有这样梦想不到的处境呢，大约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起，当我们有谁和所长谈话的时候，尤其是单独接触的时候，特别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这是在一个爽朗、幽默，能洞察一切又能回答你心里藏着的问题人面前的感觉。一听说这样的人离开我们这里了，我就特别自然地想起了那些过去的接触，那些有风趣的谈话。我从回忆中搜索着，所长给我最初的教育，是从哪一件事情上开始的。最先想起的是我向他坦白那一箱珠宝的事，不，还有比这更早的，在这以前，他还曾经到我住的监房来讲过话。但是，这也不是最早的。我又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最早的教育竟是不曾直接见面的一回事：在我刚进监狱不多天，把我的一家人调分开来，这大概是没有比这再早的教育措施了。我记得在我和家人分开、失魂丧魄地去见所长，向他要求收回成命时，他的脸色冷冷的，毫无表情。虽然他答应了下来，让侄子们仍和我住在一起，但是当第二次分开以后，我想起他的表情和觉出了同犯的暗笑，终于放弃了那个念头。从那时起，我陷入几乎无法穿衣吃饭和提心吊胆的窘境中。但这正是所长对我开的第一个方子：放下皇帝架子，练习独立地生活。假如没有这个方子，我一辈子也不会考虑到如何做人的问题。然后，又出现了第二个方子：让真瑞动员我交出珠宝，把主动权交给我，让我知道体验一下政策是不是对我例外。以后，第三、第四以及无数的，不知让他花了多少苦心。他的心血都花费在这一个目的上，照他的话说是：让我们“学会分析事物的能力，掌握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认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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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正要学习的时候，被代理所长的副所长金少校召了去。听溥杰和妹夫们说，金少校的日文非常好，他原是专管日本战犯的工作，过去不常和我们一所的人见面。这回召我去是回答我几次的申请的一个问题：我要把我早交出的珠宝，由政府正式接收，不要再作为我私人存所的财物；那个存条，我早已毁掉了。金所长说，政府批准了我的要求。为了妥当地处理这批文物，叫我给每件东西提供些来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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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归还人民的珍贵文物，当初是怎样从人民手中转到宫里来的，我很少能说清楚它。因为我过去一向没从文物的角度想过，只不过当做可以换钱的珍宝罢了。我提供的介绍，也就仅限于它曾经在哪个帝后手里出现过，它是如何到了我手里，如此而已。记录的工作人员没办法，也只好由我怎么说，他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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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一件件地介绍之中，当我拿起了一个水晶球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老所长，耳边又响起了他那句常说的话：“要学会……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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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对我说来，也就等于是：“要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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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水晶球，曾被我用做为祈求好命运的工具，球里面有一粒舍利，是一个大喇嘛送我的。另外还有一个小银盒，里面有个陶土制的菩萨塑像。从伪满时起，这个银盒就挂在我的脖子上。每次我拜佛念经，必先对水晶球磕一阵头。在苏联的五年，每天没有断过这种功课。目的，就是为了求得一个好命运。回国之后不久，这些东西连同数珠，全给所方存起来了。今天我又看见了它，不由得想起“命运”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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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化大栗子沟日本式的房子里，有一次我听见随身的几个侄子悄悄议论着未来的吉凶福祸，最后谈到生死有命祸福在天的结论时，引起了我的共鸣，不由得合起手掌说：“倘能脱此当前大难，我誓必出家当和尚！”本来愁眉苦脸的侄子们，倒叫我这一句话惹得咧嘴笑了起来。对于这种“犯上”的举动我本要发作一番，随后一想，大家都在听天由命，正在谁也保护不了谁的时候，何必多得罪一个人呢。所以就按下了这股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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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最后导演下，扮演了退位这一幕后，我顿然感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句古诗对于许许多多的皇帝来说，完全恰当。从这时起，我又认为命运是不可捉摸的。回想我过去的半生中，每次卜算命运，我得到的预言总是最好的，而最后的结果总是最糟的。料想历史上每个倒霉的皇帝类皆如此。原先的恭维话听得最多，最后倒运也倒得最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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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我手边总有几本《未来预知术》《烧饼歌》《推背图》之类的东西，这与其说是为了给自己算命，不如说是给自己精神上以麻醉，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恐惧。我为自己摇出一课上吉的金钱课，读着那卦文，只那一瞬间是高兴的，过了那一会儿，心里照旧充满了忧虑。我最后的结论就是：世上只有事后诸葛亮，未来根本不可预知，否则世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傻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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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对不可知论发生了动摇，是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的胜利已成了确定事实的时候。固然历来两军相争，开初都自信必胜。但问题是这个真正的胜利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在战犯中，像我这样大感出乎意外的怕不是少数）。一切战争的命运总是决定于强弱，在我们的眼里，只有美国是最强大的；不仅在当前战场上，就是人类的命运，似乎也要由它来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所谓强大的美国军队终于乖乖地签了停战协定。在战争起初的什么复活节打过鸭绿江，什么冬至节前结束战争等的预言，全成了笑话。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边是手里拿着原子弹，年产钢一亿吨的美国，一边是武器相对低劣，上次战争的疮痍尚未平复的中朝人民，究竟谁强谁弱？谁是决定历史的力量？也就是说，谁能掌握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