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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早晨，我们都理了发，领到了零用钱，整理了行装。这时所长拿了一只怀表给我，这是我那堆“赃物”里的东西，我一眼便看了出来。我不肯接受它。所长说：“这不是发还，这是人民交给你的，你今后工作和生活，都是需要它的。”这只法国金表，就是我逃进日本使馆前夕，由庄士敦陪我在东交民巷一家商店里买的。它第一次来到我的手里，是我开始走上投敌叛国的最初道路的时候，第二次又回到我手中来，则是我新的生命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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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和学习主任陪我们登上了去沈阳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和劳动者坐在一起，这是我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开始了。在开始的最初几分钟里，就遇上了一件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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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后座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这个女孩似乎在发烧，显得很不舒服的样子，有人把座位让出来，情愿站着，给女孩子好躺下来。有人关心地询问她的孩子是什么病。经那中年妇女一说大家才明白，她们并非是母女，而是师生。中年妇女是个车站附近一个学校的教师，那女孩是她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女孩突然感到肚子疼，卫生人员担心是阑尾炎，建议到沈阳去检查。因为正好有一班车要开，不过一小时就可以到沈阳的医院，这比到抚顺医院还快些。但是孩子们的父母都在铁路上工作，去寻找已怕来不及，女教师断然作了决定，一面托人给家长送信，一面就把这件事担当起来，亲自送孩子到沈阳医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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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这句话，陶渊明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胸怀，在我生活着的时代都不再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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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社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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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默默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激情又从我心底升起。我看着这个赋予我这种骄傲之感的城市的景物，逐渐离我远去，让我想起过去的日子。在那里，我才懂得了什么叫人，什么叫生活，什么叫良心，什么叫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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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这块神圣的祖国土地上，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又在这里得到祖国的宽恕和拯救，得到了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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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吧，亲爱的抚顺，亲爱的城市和乡村。再见吧，把手伸给我的矿工！再见吧，让我初次发现天良的台山堡的农民！再见吧，平顶山的方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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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吧，为了教懂我做人而白了头发的老所长！再见吧，一切为我花费过心血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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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罪恶，我一定要继续立功赎罪，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我的一切，直到我的脉搏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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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的誓言，相信我一定会忠于我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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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附录 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纪念“九一八”事变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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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三十周年快到来了。我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感谢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宽大处理和教育改造，使我走上新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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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九一八”三十周年纪念日快到来的时候，我追忆自己过去背叛祖国的行为，真是感到无比的痛心和羞愧。“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我到了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侵占的祖国的东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成立了伪满洲国政权，以后又当了傀儡“皇帝”。回想起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特别使我愤慨的是，当年曾经给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现在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又死灰复燃、重新抬头了！因此，我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血腥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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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怎样发生的呢？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抵赖他们的侵略罪责，一直咬定说：由于中国军队当时在柳条沟爆破了日本经营的铁路，因而迫使日本军队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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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无耻的谎言啊！很多日本战犯后来在他们的供词中已经供认，当时占领我国的东北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既定的“国策”，所谓“柳条沟爆破事件”，只不过是日本侵略者为了出兵的借口而制造出来的。我个人的遭遇，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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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一九三一年夏季，当时我住在天津。我的弟弟溥杰正在日本东京读书，因为放暑假就回国了。他告诉我，在他回国之前，曾经在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任职的吉冈安直中佐邀他到鹿儿岛去玩，临别时并且神秘地对他说：“你回到天津之后，请对令兄说，现在张学良搞得实在太不像话了，也许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未可知。请令兄多加保重吧！他不是没有前途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快真相就大白了。就在一两个月以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军国主义出兵东北。而在这不久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板垣征四郎的亲信上角利一给我带来了当时已经投降日寇的大汉奸熙洽的一封信，劝我“速赴东北主持大计”。接着，臭名四溢的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又以让我主持一个“新国家”等等甜言蜜语为诱饵，把我骗到了东北。难道“九一八”事变像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偶然事件”吗？不，决不！从以上一系列事实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制造事变作为借口而出兵占领我国东北，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处心积虑地经过周密布置然后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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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我国的东北然后进一步鲸吞中国，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由来已久的野心。早在十九世纪末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不断叫嚷中国的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并且日益嚣张地在东北扩展他们的侵略势力。一九二七年的所谓“田中奏折”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这个“奏折”明目张胆地写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而欲征服世界就必须征服中国。”正因为这样，他们长时期来一直在中国物色和豢养能够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效劳的对象。而我，一个已经被人民赶下台来但是又怀着“重建祖业”这种复辟思想的清朝逊帝，也就成为中选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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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被推翻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把郑孝胥、罗振玉这一类封建余孽抓在他们手里。一九二四年，当我被驱逐出原来的皇宫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马上通过这帮“遗老”的牵线，把我包围起来——先是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后来又迁到天津的日本租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我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工作。一方面，他们口口声声地把我叫做“皇帝”，让我在公使馆和租界里“开疆辟土”建立一个空头的“清宫小朝廷”，并且千方百计地利用和挑动我的复辟思想，使我日益与祖国人民对立。例如，日本的一个“华族”（“明治维新”后的贵族）水野子爵当时就曾送我一把扇子，上面别有用心地题上“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这样两句诗，暗示我要“卧薪尝胆”待机东山再起。另一方面，历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都定期给我“讲解”国内外形势，每逢日本军队检阅时都要让我去参加，向我灌输日本“皇军”实力强大、天下无敌的思想，使我养成根深柢固的崇日恐日心理。这一切，显然就是为了让我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去东北“主持大计”而做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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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我在东北“主持”的“大计”，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可耻可鄙的丑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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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土肥原贤二曾经向我一口保证，“在东北成立‘新国家’后，日本一定尊重其领土主权；一切都可以由你自主”。可是，我一到东北，日本军国主义者就露出了真正的脸色。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他的参谋板垣征四郎正式通知我，要我当所谓“满洲国”的“执政”；同时还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一个包括满、汉、蒙、日、朝五个民族的“新国家”，日本人也要在这个“国家”里充当官员。不但如此，这个“国家”的所谓“首都”“国旗”以及“政府”的班底，也早由关东军司令部一手安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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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情况下，伪满洲国在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我当了伪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我又在日本主子的首肯下成了伪皇帝。十四年中，我所需要做的事就是：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拟订好的卖国条约或者“诏书”上签名，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写出的台词发言……为了使我的一言一行都不至于稍违日本主子的意志，日本关东军的参谋吉冈安直——也就是前面谈到的那个从鹿儿岛给我带来“好消息”的人——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十年来一直以“皇室御用挂”（即“皇帝”的私人秘书）的身份，几乎寸步不离地“监护”着我。他曾经用严厉的口吻告诫我说：“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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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伪满洲国的各级“政府”，不消说情况也是完全一样。在名义上，最高行政机关是伪国务院，伪政府首脑、伪国务总理由中国人担任；但是实际上，一切权力由“国务院”下的“总务厅”掌握，而“总务厅长官”必须由日本人担任。“国务院”各部都有一名日本“次长”，伪大臣完全听命于这些“次长”，伪国务院的“各部联席会议”（即总务厅次长会议）要讨论一切事宜，都必须等待“次长联席会议”先作出决定才行。在伪地方政权中，省有日人的“副省长”，县有日人的“副县长”，来主持一切。总之，当年在祖国的东北，从上到下，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在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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