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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此，李鸿章一直感激着曾国藩，也图谋回报。机会很快就到来了，不久，李鸿章即以“滞攻金陵”的行动，算是回报了曾国藩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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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淮军力克常州，苏南战局基本平定。这时，曾氏兄弟正顺江而下形成对天京的包围。对于曾氏兄弟而言，他们特别忌讳兵强马壮的淮军助攻天京，如果那样，曾氏十数年苦战的果实将被别人摘得，这是曾氏兄弟极不愿看到的。尤其是曾国荃，自尊心特别强，对于淮军的节节胜利，倔强的他几近忧郁成疾。曾国藩当然心疼弟弟，多次写信给曾国荃，劝慰他要宽心，如果李鸿章要来合攻天京的话，千万不要多心，“独克固佳，会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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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就淮军的装备和实力而言，攻坚能力已远胜湘军。李鸿章哪里不想争这个头功呢？但在这种情形之下，李鸿章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回避，想把头功让给恩师。在朝廷下旨令淮军会攻金陵后，李鸿章致函曾国藩，称自己的队伍疲劳，想休整一段时间。实际上，李鸿章是想给曾国荃预留充足的时间。朝廷见淮军迟迟未动，连降谕旨，敦促李鸿章火速调兵。李鸿章只好采取拖延战术，他先是借口生病回苏州，不久又提出部队要休整两个月才能再战，最后李鸿章实在拖不过去了，便灵机一动，出兵浙江，谎称要从湖州对南京形成包围。谁料此举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急忙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左、李两人成了一辈子冤家。李鸿章一拖再拖，实在是用心良苦，后来，连淮军将领都看不过去了，纷纷表达对李鸿章的不满。李鸿章只好再次给曾国荃写信，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到了夏天，朝廷又降谕旨，严令李鸿章派刘铭传等先锋火速驰往金陵。李鸿章无奈，只好派刘铭传、王永胜、刘士奇各率15000人前往，自己大队人马仍按兵不动。此时，曾国荃接到李鸿章调兵前来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将李鸿章告知的信件遍示诸将，说：“他人将要来了，难道我们苦苦攻了两年的艰辛将要拱手相让吗？”手下的将领坚决表示：“愿尽死力。”当晚，通向金陵城内的地道已经完毕，次日，曾国荃部由地道炸塌太平门城垣20余丈，攻下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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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用软磨硬抗的办法，拖延会攻金陵长达数月之久，算是成全了曾氏兄弟独得“首功”的心愿。这样的“义举”，真难为心高气傲的李鸿章了。对此，曾国藩极为感激，攻克南京城不久，李鸿章赶到，曾国藩亲至城外下关迎接，拉着李鸿章的手连声说：“我兄弟俩的一点面子，全是你给的。”曾、李之间在军政大计上的互谅互助，也是湘淮两系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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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李鸿章在联手镇压太平军这段时间里，他们并驾齐驱，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太平军将士，染红了自己的官袍。也正是在镇压太平军的腥风血雨中，李鸿章变得成熟起来，由一个才高八斗的书生，成为一个封建王朝的所谓能臣。李鸿章后期性格中的忍辱负重、克己复礼，都可以说与这段戎马倥偬的经历有关。这段残酷无比的岁月，让李鸿章真正见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曾求学于曾国藩、后来成为李鸿章幕僚的吴汝纶评价说，李氏“生平严事曾文正公，出治军，持国事，于曾公相首尾。其忠谋英断，能使国重，是非成败，不毫发动心，一秉曾氏学”（吴汝纶《李公神道碑铭》）。可见，李鸿章深得曾国藩的嫡传，在李鸿章身上，还是能见到很多曾国藩的精神的。如果拿李鸿章与左宗棠相比，两人虽同为经世、洋务一派，但李鸿章在为人上，却与左宗棠大相径庭。这就是“忍”、“挺”二字的绝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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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性格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曾国藩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耿”而倔强，在生活习性上却很土气；读书太多，凡事总有自己的原则，往往在智慧的同时，总残留着一丝迂腐气，为人清高，不合群，爱较真。而李鸿章则不一样，李鸿章总体上极具有江淮人的性格，富有草根经验，爱面子，散漫，有着浓重的“痞”气，为人处世比较灵活，讲究实效，也比较世故油滑。这样相对实用的性格使得李鸿章在官场上要比曾国藩适应得多，一方面可以拉帮结派，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大打“迷踪拳”。所以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李鸿章很快就在职位上超越了他的老师曾国藩，并且比曾国藩更得朝廷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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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军队的气质往往体现着领头人的气质。团队与帮派也是这样。就队伍结构而言，曾国藩的湘军主要将领都是读书人，其中有科名的达30多人。而且，曾国藩本人也不太欣赏那些只会打“肉搏战”的“莽夫”。所以他把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大字的太平军旧将程学启转给了李鸿章。曾国藩曾经洋洋自得地说：“我的这些手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讲学。”而在李鸿章的“淮军”中，13营淮军的11位将领中，只有举人、廪生各1人，主要将领都出身低微：刘铭传是盐贩子，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兄弟介于土匪和刁民之间，吴长庆则兴于行伍……太平军叛将、原湘军旧部程学启到了李鸿章那里后，也是如鱼得水。曾国藩对部下，常常是跟他们讲道理，讲忠孝节义。李鸿章在这一点上跟曾国藩有所不同，李鸿章更多的是讲义气，讲利益，他就像刘邦一样，舍得将利益馈赠给部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的做法一直被李鸿章奉为圭臬。在李鸿章看来，像曾国藩那样重用文人、学者的行为是不妥的，因为这些文人学者具有一定的思想，步调很难一致，还不如重用讲江湖义气、头脑相对简单、肯于卖命的“武夫”更实在，这些人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也能死心塌地追随主子，只要舍得给他们利益，他们便会全力效忠。李鸿章不太喜欢迂腐的读书人，在他看来，只有下层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脚踏实地做事。正因为主帅的判断标准不一，湘军和淮军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气质，到了太平时期，双方气质上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湘军中的中坚力量都具备较高的文化知识，有着比较全面的能力，他们有很多跃上了高层，比如说左宗棠、刘坤一等；而江淮人的精明灵活使得“淮军”虽然普遍吃得开，能办事，但其中的骨干力量却不具备全面能力，文化知识不够，很少能真正地进入要员之列。在这方面，湘军与淮军，同样也是“一张一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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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笑话似乎很能说明李鸿章的性格，也能说明李鸿章与下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有一次，李鸿章问一个下属什么叫抛物线，下属讲了一大通后，李鸿章仍是不懂。那个下属急了，说：“李中堂，你撒不撒尿，撒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一下子大笑明白了，幽默地说：“各位明白了吧，庄子说‘道在夭溺’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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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天津教案”处理手段的不一样，也充分体现了李鸿章与曾国藩在诸多方面的不同。也正是“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导致了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成为清廷“第一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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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利用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由于背靠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这种状况，引起了中国底层民众的愤怒。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教会势力由沿海向内地的渗透，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在底层引起的摩擦越来越多，尤其表现为西方宗教教义、组织结构与中国宗族精神以及组织结构之间的尖锐矛盾。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导致了民间不断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1870年，天津的百姓烧毁望海楼教堂，先后打死外国人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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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在家中生重病，曾国藩感觉自己难逃大限了，他让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帮他运来建昌花板木材，准备后事之用。按常规，曾国藩完全可以以生病为由推掉这份“烫手的山芋”。皇帝知道曾国藩正在生重病，也不好直接让曾国藩去，只是在谕旨中询问曾国藩：最近身体怎么样，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国藩接旨之后的回答是：“我身为直隶总督，天津发生闹事，我能不管吗?”他还引用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悲壮诗句自勉，决心向林则徐学习。曾国藩接受任务之后，专门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遗书，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在一生奉行“忠诚笃信”的曾国藩看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应该以诚为本，以信立言，虽然大清是弱国，但也是大国，不应失去固有的君子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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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经过周密的调查之后，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了，所谓的洋人教士杀婴儿等事完全是子虚乌有。在谈判之中，曾国藩首先自认错误，当即决定把天津道、天津府、天津县的官员全部撤换。谁知洋人得寸进尺，他们进一步提出来，要把这些官员杀了偿命。这样的过分要求把曾国藩逼到了墙角，曾国藩一时变得非常被动。在曾国藩处理事务时，他的儿子曾纪泽看得就很清楚，曾纪泽就告诫父亲，对于洋人，不能太讲诚信，不能随便承诺。李鸿章也三番五次给曾国藩写信，给曾纪泽写信，说曾国藩办外交太老实，让他提醒一下曾国藩。跟洋人打交道，李鸿章还是有经验的，当年李鸿章在上海滩的时候，为了“常胜军”的事情，没少跟英国人斗智斗勇。洋枪队当时的队长白齐文殴打上海道台，李鸿章大怒之下，要拿白齐文正法，吓得白齐文躲在英国军队中不敢出来。后来，李鸿章硬是不顾英国政府的反对，强行解散了“常胜军”。对于洋人的本性，李鸿章要比曾国藩了解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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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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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的办理结果，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人们对曾国藩一片谴责，咒骂他出卖国权，堪为民族败类。曾国藩没料到风波竞如此巨大，他自己也变得忧心忡忡，健康更是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是李鸿章第二次为曾国藩收拾残局了。第一次，是平定捻军的时候，那时，曾国藩就因为调度不灵，平定捻军进展不顺，最后朝廷不得不派李鸿章接替了曾国藩的职务。李鸿章奉命接手“天津教案”之后，专门拜会了曾国藩。看到曾国藩长吁短叹，心理负担很重，不由劝慰一番。曾国藩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鸿章说：“与洋人打交道，我首先要同其打‘痞子腔’。”曾国藩怒道：“‘痞子腔’怎么打法，你倒打给我看看。”李鸿章一笑：“我只是随便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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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到达天津后，还真将“痞子腔”派上了用场。与曾国藩的“以诚相待”不一样，李鸿章的“痞子腔”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话不算话”，就是偷梁换柱、暗渡陈仓。这是典型的弱国外交手段，正面交战不敌，只好虚与委蛇，以谎言对谎言，以欺骗对欺骗，以乔装好客对虚伪的友谊。当然，这样的手段对于李鸿章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洋人势力太强大了，李鸿章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捣糨糊”，能“蒙”则“蒙”，能“糊”则“糊”，在不明时局的情形下，只好以“打太极拳”应付。李鸿章毕竟是草根出生，这一套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李鸿章一方面与洋人讨价还价，另一方面，暗地里与俄国进行了沟通，因俄国只要求经济赔偿，并不要求人抵命，李鸿章便趁机在原先的判决上进行改动，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虽然改变并不大，但毕竟多保了几个中国人的性命，算是有效缓解了尖锐的矛盾，也缓和了朝廷的面子。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让丁日昌从监狱里找来16个死刑犯，顶替了这16个，蒙混过关，斩杀了事。将流犯的官员，一段时间风波平息之后，又招回原地。李鸿章的“痞子腔”赢得了国人的叫好，“天津教案”所引起的风波，终于在李鸿章手上平息下来。而处理“天津教案”一事欠妥，对曾国藩的影响是巨大的，曾国藩伤心地说自己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变得心情抑郁、衰颓日甚，终于在一年后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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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李鸿章在处理洋务时的不同方法，与他们的学养和性格有关。当然，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身上，还体现着中国文化所隐藏着的很多内在特质。中国文化不是完全的儒文化，它实际上是儒释道的一体化，“温良恭俭让”只是表面的价值观，在暗地里，阴谋与心计无孔不入；当功名利禄受挫之后，往往又会洁身自好，甚至产生空的感受，偏向于出世——这就是道家和佛家的教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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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一个读书人，他身上携带的宽厚、智慧、诚实的人格特征，是“仁”的集中体现，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一个谦谦君子。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儒家的王道，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孜孜追求。于儒学来说，曾国藩是几近完美的——于家庭，于同僚，于君主，在立德、立行、立言上，曾国藩都臻于极致。于家庭，曾国藩出身寒门，即使后来官位显赫，但他一直简朴务实，保留了耕读之家的本色。曾国藩一生身体力行，严以律己。在对子女和亲属的教育上，曾国藩虽然戎马倥偬，西征北讨，但他一直不放松对子女的教育，坚持言传身教。优良的家风，良好的教育，使得曾氏一门人才辈出：其长子纪泽精通诗文书画，是晚清出色的外交官；其次子纪鸿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较深，可惜英年早逝；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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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僚，曾国藩一直宽厚为上，以仁待人。比如说，对于左宗棠，曾国藩有着知遇之恩，但左宗棠一直恃才自傲，出语尖刻。每到此时，曾国藩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淡化处理，在把握住大局的基础上，有时也做必要的妥协。曾国藩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僚中，许多都是原先科场和官场不得志者，经他的发现、调教、保举，不少人都出将入相，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他的手下涌现出一批经天纬地之才干，比如说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蓉、李瀚章、李续宾、刘坤一、李宗羲、钱应溥、梅启照、倪文蔚等。此外，在曾国藩的幕府中，还有一批才高八斗的学人，比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黎庶昌、俞樾、赵烈文、容闳、陈兰彬等。这些人才的和睦相处，与曾国藩妥善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有关。有容乃大，这是湘军集团在军事、政治上获得成功至关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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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君主，曾国藩一直很忠诚。曾国藩从京城回湖南组织湘军，正是为了响应《论语》中的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曾国藩含辛茹苦十数载，出生入死，终于完成了替朝廷分忧的初衷。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手握重兵，权力巨大。但曾国藩一直很清醒，他深知“功高盖主”的隐患，主动急流勇退，不仅解散了湘军，而且多次陈明心迹，倾心于老庄。曾国藩正是以他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自己的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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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确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冶炼出的典型人物。无论从哪方面说，曾国藩都可谓是晚清第一人。曾国藩巨大的内心力量支撑着他的人格和境界，在这种浩然之气的支撑下，曾国藩对于人生有大彻大悟的看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事万物不勉强为之，但自己又必须在人生中尽最大的努力。在曾国藩的晚年，虽然他目睹了太多的丑恶，也被迫做过许多妥协来获取来之不易的胜利，但曾国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的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曾国藩是用心良苦的，也是值得赞颂的，但曾国藩的完美旧人格在清末的乱世中，不免“虎落平川”了。诚实变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凌，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以曾国藩的知识结构，当他面对欧洲宽广、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强势文化时，便有点力不从心了。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乱世之中，曾国藩显得“缓慢呆板”，一点也不如李鸿章“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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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明显地更适应晚清那个乱世。他既有士大夫的高贵，也带有草根的刁滑，那是一种弱者的智慧，务劳务实，精明狡诈。李鸿章借此以应付乱世，要比曾国藩那种一成不变的正统有效得多。李鸿章是从底层上来的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这样的草根经验，使得他对于一些非正常的手腕和方式非常熟悉，在实践中也能亲身感受到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好处。从李鸿章与淮军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李鸿章才不像曾国藩那样无限忠诚地主动解散淮军呢，他一直把淮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让这支部队有着极强的私人性和专属性。淮军一直忠于李鸿章，虽经中法、中日战争，一再受创。一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聂士成壮烈战死，淮军彻底覆灭，李鸿章算是输得精光。一个人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一支强大的部队，这一点，足见李鸿章功力之深。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自觉不自觉地在政治、外交以及很多方面运用这种手段，这种手段让李鸿章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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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鸿章这种极其实用的处世方式给他带来成功，也带来功名，但纵观李鸿章一生，他同样因为这种方式使自己的人生重重地打了折扣。就李鸿章的一生而言，可以说一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说我们还可以从曾国藩迂腐和执著的处世原则上看出曾国藩的人格来，那么，从李鸿章的聪明和实用上，我们就很难看出李鸿章真实的思想，以及真正的追求。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在整体意义上缺乏真正的人文思想和宗教情怀，并且他也绝不如曾国藩那样执著，也不如曾国藩那样真实。在我们的感觉中，这个高个子的合肥人讲着一口合肥话，出入各种场所，说着一些不痛不痒的话，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说一些自鸣得意的俏皮话。有时，这些行为因为缺乏底气、缺乏视野、缺乏原则，使人起鸡皮疙瘩。我们所见到的，一直是那个冷静平稳、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李鸿章；或者是，一个故作幽默、自以为是的李鸿章。至于真实的李鸿章，却一直烟笼雾绕，更谈不上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浮出水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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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李鸿章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呢？也许，所有关于他的判断都显得有点武断，显得有点臆度。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总显得云里雾里，该谦卑的时候谦卑，该倨傲的时候倨傲，该出手的时候出手，该隐藏的时候隐藏。他的一手“迷踪拳”似乎打得太好了，不仅别人看不出他要干什么，甚至，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有点迷糊了，情不自禁地沉耽于自己的幻象之中。聪明人本身就难得偏执和执著的，对于李鸿章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李鸿章就是这样一边打着“迷踪拳”，一边从事着自己的改良事业。当然，这样的行为本身，并不算是高妙的举动，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只是一个二流的政客，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像一个演员，而不是一个成功的导演。伟大的政治家总是有着自己明晰的思想体系以及自己强硬的态度，并且有着一种为着思想和主义献身的情怀。李鸿章似乎不是这样。在他一辈子当中，李鸿章总是有意无意地给自己量身定做了一袭华美的锦袍，在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就像一个变色龙一样，披着各式华美的锦袍抛头露面，而他的身体，一直隐藏在这袭华美的衣服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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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于这个晚清最为显赫的汉臣来说，李鸿章最大的悲剧是：不在于时局的多舛，也不在于个人命运的坎坷，而在于他作为一个个体，无法、也没有意识去表达自己真正的内心。他无法使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体，无法“人之为人”，也无法面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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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中风卒于南京，消息传来，李鸿章不胜哀痛，他感叹说：“吾师果以死颖！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哉！……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并亲笔题写了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这样的挽联，寄托了对恩师的绵绵哀思，也是对两人终生之缘的一个总结。李鸿章以后对曾氏之子纪泽、纪鸿多方照拂，又协助长兄李瀚章编校《曾文正公全集》156卷，也许，李鸿章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补报曾氏一生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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