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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攻下北京之后,80多岁的徐桐再也没有气力跟着太后一起逃亡了,他留在了北京,在房梁上系了两根绳索,一根是给自己的,另一根,则是为他第三个儿子、刑部侍郎徐承煜准备的。父子俩同时上了板凳,徐桐希望能够看到儿子大义凛然的场面,然而儿子一直盯着他,不肯先死。两人僵持了一会,徐承煜突然大哭道:“儿子如果先死,就无法为父亲尽孝了,请允许我为父亲殓葬之后再死。”这一回徐桐无法坚持了,只好叹了口气,说:“记住,教导子孙,劳动读书,就是别当官!”说完,把脚一蹬,板凳倒了,清朝“最有学问的人”死了,死得不值一文,死得轻若鸿毛。徐承煜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父亲的尸体拖进去草草埋了,随后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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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徐桐、倭仁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哪里值得依靠呢?对于徐桐、倭仁之流来说,他们最好的位置是枯守在国子监,毕身去研究生僻学问。一个跟不上形势抱残守缺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英才的。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但他们偏偏处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掌握着社会发展的动脉。在当时,像徐桐这样的腐儒,遍布清朝上上下下。这样的人把持着国家的大权,怎能不贻误国家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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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足以依靠,那么,同时代的民众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这些世代在贫瘠大地上从事着最劳苦的耕作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人,他们温顺勤劳,幽默诙谐,对物质生活很少苛求;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戏剧,沉湎幻想;他们思维简单,黑白分明,疾恶如仇;他们善于用小小的诡计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关照和朋友的仗义;他们幽默风趣,能说一口滑稽的话语,能用最优雅的俚语小调来吟唱太阳和月亮,歌唱爱情和姑娘——他们看不起异族,对异族入侵充满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们的信念坚定而纯洁;他们有时善良,有时又麻木不仁;他们经常地欺骗和自我欺骗,自我膨胀然后自我践踏;他们缺少理性的思索习惯,容易冲动也容易排斥——当西方民众普遍有着浓郁的法律思想和秩序意识的时候,庞大清朝的民众仍在心里荡漾着《水浒》般的快意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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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想像的是,李鸿章等几个人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和现代化就像是一场独角戏,在舞台上,李鸿章一直自拉自唱,那个时代远远地看着他,漠然而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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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李鸿章的过程中,我面临的最大一个困惑就是,这个颠沛于乱世,看似优雅风光,其实却矛盾尴尬,甚至苍凉悲苦的晚清重臣,他真正具有的,是怎样的一个内心世界?对于这个19世纪中国最为显赫的人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真实面目了。也许,对于李鸿章来说,因为他拥有的才智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软肋;他的行动过于圆滑,我们便很难看出他的真实思想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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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李鸿章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一切,到底需要怎样的内心力量来支撑?在阅读大量李鸿章的资料之后,有一些东西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在李鸿章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属于他,又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东西;是属于个人,又是属于中国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与拥有繁杂丰富的经历相一致的,李鸿章同样拥有的,是更为复杂也更为沉潜的心路历程。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的内心应该是有强大力量支撑的,这一点,从李鸿章孜孜不倦的行为就可以断定,一个人,没有巨大的内心力量,是不可能像一叶扁舟一样漂浮在浩渺的海洋中的。并且,可以肯定的是,支撑李鸿章身躯的,不仅只是单薄的个人力量,肯定与中国文化精神紧密相连,是鸿蒙的中国文化向他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精神的本质在于:李鸿章肯定能认识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伟大,同时也会了解到困难的艰巨,以至于在这一过程中,他常常陷入一种自欺欺人的高尚绝望,也陷入一种无法自省的习惯当中——那是意识到自己在从事着一个远大目标的高尚,也是永远看不到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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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大多数时候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表现体。每一个身居高位的人的思想都是极其隐秘的,在大多时间里,他们并不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而是以各种力量的权衡来作出行动。他们的行为都可以说是不真实的,也是表象的,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行动只能说是某种需要的结果,并不代表自己真实的内心。他们的真实思想,甚至不会暗藏在自己的行为中。李鸿章同样也是如此,关于他真实的想法,那真是属于绝对隐秘的,也是极难揣测的。或者,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已经没有真实想法了,既然坠入这个泥潭,那就一切身不由己,有的,只是自觉不自觉的下意识,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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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李鸿章一直身处这样的体制和环境,决定了他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处于一系列复杂矛盾中的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这样的人身上,我们是很难见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的。或许只能等到夜深人静时,在脱下顶戴花翎时,在脱去长袍马褂时,换上睡衣睡袍时,我们才能感到一点真实,感到那个人物有属于自己的影子。而穿上官袍的人,是没有影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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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人所携带或者所呈现的东西是有着源头的。源头,这种深藏不露但涵有内在力量的东西,来自身后的巨大文化背景,也来自自己的内心深处。只有对照源头,这股涓涓的溪水才可能是清晰的。同样,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同样也是有着源头的,一个人的本心是左右一个人最根本的原动力,而其表象则是他所接受的文化,他的教育,他的生活环境以及一些神秘的、甚至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神秘同样也是一种通道,以一种不可解释的方式传达着某种信号。任何时候他给我们呈现出的都是冰山的一角,而其绝大多数的真实,一直隐藏在神秘的后面,甚至连他自己也无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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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李鸿章一直习惯于这样的方式,还是他本身缺乏真正的济世的思想体系?照我看来,后一种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由于李鸿章的性格,也由于他的知识结构,还由于他的整个文化背景,以及他所处的官场位置,这使得李鸿章在考虑中国的前途与道路的诸多问题时,采取了一种浅层而实用的方式,而这些方法与态度并不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是流于“器用”,并且李鸿章是深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这样综合的想法和因素,也就决定了李鸿章终究只是一个器用者,也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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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晚年给人印象最深的照片有两张,一张是他坐在两个人抬着的大轿上,局促而悲凉,这张照片摄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际,这是灰暗背景下的灰暗的人。以李鸿章如此的风烛残年,还在为国家的命运颠沛流离,忍辱负重。另一张,就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赴日本谈判被枪击伤后的照片,脸上还有着枪击的疤痕,山河破碎,李鸿章应该有着巨大的愤懑和悲恸吧。这两张照片,看起来不由让人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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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知该怎样去理解李鸿章,他算是一个洞察历史与未来的智者吗?似乎怎么都算不上。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干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腐朽的现实,那么,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累赘。也许,李鸿章的悲剧就在于此。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人间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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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李鸿章 第五章 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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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在看待历史人物的业绩时,最喜欢注重他们富有戏剧性的、充满诗意的时刻,这是最容易的观察方式。其实,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都经过了孜孜不倦的长期准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坚忍不拔的努力,经过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的苦心孤诣,而这些,一般来说,很容易被忽略。就像李鸿章,有谁注意这个人在洋务运动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以及汗牛充栋庞杂无比的细枝末节呢?从正在编撰的《李鸿章全集》来看,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贴黄1500万-16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300万字,诗文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余万字,总计约2500万—2600万字。这些,都堪称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而李鸿章的书信和奏折,有很多,都是在晚年办洋务时写下的。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既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进程中的深思熟虑,也有遇到困难时的想方设法,以及遭遇阻力时的无奈和郁闷——在给友人和家人的书信中,李鸿章经常在信中用合肥土话狠狠地骂人,以发泄自己内心积淤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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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应该算是清朝“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在繁忙的事务当中,李鸿章一直坚持着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对于这样的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这一点,应该是相当不易的。一有时间,李鸿章就阅读一些西方的著作,并且对于西方社会的变革进行着思考。他曾经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培根)氏。”褒扬培根,贬抑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他渴望有中西哲学和各项学术融合的新的文化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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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李鸿章在与友人的信当中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李鸿章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如果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所有外国都在实行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每天都在进步,犹如升腾的蒸气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啊,人啊!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特别依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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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的是,李鸿章推进洋务运动时,虽然不排除个人利益的成分,但他的总体愿望,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李鸿章看到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因为科技和文化的薄弱所造成的。李鸿章讨厌空谈误国,希望通过集腋成裘脚踏实地的努力,以求得中国一点一滴的改变。正因为这样的想法,李鸿章决心在有生之年踏踏实实地做点实事,以自己的力量推动庞大的中国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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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以后,李鸿章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他的洋务运动了。起初,这样的行为,源于“同治中兴”的背景。1861年咸丰皇帝逝世,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开始了自强运动。从1862到1875年,朝廷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要求地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绝大多数地方,既没有理解力,也没有行动力,只是做做样子,敷衍了事。只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一批地方大臣,算是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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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办理洋务运动的初衷是什么呢?从表面看,李鸿章的目的是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大清的军事力量。所谓的“洋务”,实际上就是“西方事物”。李鸿章就是想通过这场运动切实地学习洋人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是以技术入手的,这是表面,但在深层次上,李鸿章也看到了清朝制度和文化的弊端,而这种文化和制度,都不具有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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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仿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建设的国际环境,以外部环境的平静来自强不息。李鸿章想从古代来找寻相应的历史经验:“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在这里,李鸿章已把自己的洋务运动,等同于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变法了,这样的想法也让他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遭受到的惩罚;同时,李鸿章也想以自己的智慧,尽量地避免失败,以追求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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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李鸿章洋务运动声势弄得很大。现在看起来,李鸿章的这些行动,看起来大包大办,同时,也似东一榔头西一棒,缺乏系统性。这样的情形,也怪不得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所想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李鸿章已顾不了那么多了。草创时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有那么周密的计划。并且,李鸿章事无巨细,都得自己亲历亲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执行力非常羸弱的制度。他只能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做点事。这也怪不得李鸿章事必躬亲,在当时的那种状况下,以一般人的理解力,是肯定无法完成一些事情的。也正如此,大量繁琐的事务压在了李鸿章身上,在层层叠叠烟锁雾绕的关系与事务当中,李鸿章变得沉默寡言了,也变得焦虑了。虽然李鸿章在表面上一直举重若轻,但在内心当中,李鸿章一直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的。更多的时候,李鸿章总是沉静无语,对待一些事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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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就是这样开始了洋务运动。从整体上来说,李鸿章一直不算是一个思想家,他只能算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虽然李鸿章一直有着自己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并没有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对于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类思想的进程显然缺乏系统的认知,他的世界观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也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整理得严丝合缝。李鸿章所要做的,就是在别人争论和探讨的时候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挪动着脚步,低调地做自己的事。这一点无疑是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对于当时的状况而言,在众多问题上,并不适合争论,也不太适合大张旗鼓。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显然看得很透,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们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竭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像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既算是鼠目寸光,也算是实事求是。李鸿章就这样走了一条最捷径的路,走得义无反顾。可以说,李鸿章洋务思想也是在他不断地摸索中趋于成熟的,虽然李鸿章的整个洋务思想体系并不完整,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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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诸多事务上表现了他实在而精明的一面。曾经的草根经验让这个江淮书生远离迂腐的思维方式,也让他形成了准确的判断力。李鸿章要的,就是那种最基本的实效。当一个事物变得不甚清晰的时候,李鸿章便用最简单的利益得失来判断事物的价值。这种最基本的判断往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接近事实并且切实可行的。比如,在开放通商口岸的问题上,当时清政府和列强为此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李鸿章的看法显然要豁达得多:“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是主张更多开放通商口岸的,在当时,一个朝廷大臣能这样实事求是地表达出反面意见,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也是需要相当胆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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