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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李鸿章 第五章 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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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在看待历史人物的业绩时，最喜欢注重他们富有戏剧性的、充满诗意的时刻，这是最容易的观察方式。其实，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都经过了孜孜不倦的长期准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坚忍不拔的努力，经过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的苦心孤诣，而这些，一般来说，很容易被忽略。就像李鸿章，有谁注意这个人在洋务运动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以及汗牛充栋庞杂无比的细枝末节呢？从正在编撰的《李鸿章全集》来看，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贴黄1500万－16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300万字，诗文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余万字，总计约2500万—2600万字。这些，都堪称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而李鸿章的书信和奏折，有很多，都是在晚年办洋务时写下的。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既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进程中的深思熟虑，也有遇到困难时的想方设法，以及遭遇阻力时的无奈和郁闷——在给友人和家人的书信中，李鸿章经常在信中用合肥土话狠狠地骂人，以发泄自己内心积淤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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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应该算是清朝“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在繁忙的事务当中，李鸿章一直坚持着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对于这样的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这一点，应该是相当不易的。一有时间，李鸿章就阅读一些西方的著作，并且对于西方社会的变革进行着思考。他曾经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培根)氏。”褒扬培根，贬抑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他渴望有中西哲学和各项学术融合的新的文化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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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李鸿章在与友人的信当中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李鸿章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如果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所有外国都在实行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每天都在进步，犹如升腾的蒸气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啊，人啊！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特别依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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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的是，李鸿章推进洋务运动时，虽然不排除个人利益的成分，但他的总体愿望，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李鸿章看到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因为科技和文化的薄弱所造成的。李鸿章讨厌空谈误国，希望通过集腋成裘脚踏实地的努力，以求得中国一点一滴的改变。正因为这样的想法，李鸿章决心在有生之年踏踏实实地做点实事，以自己的力量推动庞大的中国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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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以后，李鸿章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他的洋务运动了。起初，这样的行为，源于“同治中兴”的背景。1861年咸丰皇帝逝世，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开始了自强运动。从1862到1875年，朝廷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要求地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绝大多数地方，既没有理解力，也没有行动力，只是做做样子，敷衍了事。只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一批地方大臣，算是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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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办理洋务运动的初衷是什么呢？从表面看，李鸿章的目的是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大清的军事力量。所谓的“洋务”，实际上就是“西方事物”。李鸿章就是想通过这场运动切实地学习洋人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是以技术入手的，这是表面，但在深层次上，李鸿章也看到了清朝制度和文化的弊端，而这种文化和制度，都不具有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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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仿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建设的国际环境，以外部环境的平静来自强不息。李鸿章想从古代来找寻相应的历史经验：“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在这里，李鸿章已把自己的洋务运动，等同于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变法了，这样的想法也让他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遭受到的惩罚；同时，李鸿章也想以自己的智慧，尽量地避免失败，以追求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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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李鸿章洋务运动声势弄得很大。现在看起来，李鸿章的这些行动，看起来大包大办，同时，也似东一榔头西一棒，缺乏系统性。这样的情形，也怪不得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所想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李鸿章已顾不了那么多了。草创时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有那么周密的计划。并且，李鸿章事无巨细，都得自己亲历亲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执行力非常羸弱的制度。他只能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做点事。这也怪不得李鸿章事必躬亲，在当时的那种状况下，以一般人的理解力，是肯定无法完成一些事情的。也正如此，大量繁琐的事务压在了李鸿章身上，在层层叠叠烟锁雾绕的关系与事务当中，李鸿章变得沉默寡言了，也变得焦虑了。虽然李鸿章在表面上一直举重若轻，但在内心当中，李鸿章一直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的。更多的时候，李鸿章总是沉静无语，对待一些事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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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就是这样开始了洋务运动。从整体上来说，李鸿章一直不算是一个思想家，他只能算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虽然李鸿章一直有着自己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并没有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对于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类思想的进程显然缺乏系统的认知，他的世界观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也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整理得严丝合缝。李鸿章所要做的，就是在别人争论和探讨的时候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挪动着脚步，低调地做自己的事。这一点无疑是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对于当时的状况而言，在众多问题上，并不适合争论，也不太适合大张旗鼓。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显然看得很透，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们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竭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像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既算是鼠目寸光，也算是实事求是。李鸿章就这样走了一条最捷径的路，走得义无反顾。可以说，李鸿章洋务思想也是在他不断地摸索中趋于成熟的，虽然李鸿章的整个洋务思想体系并不完整，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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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诸多事务上表现了他实在而精明的一面。曾经的草根经验让这个江淮书生远离迂腐的思维方式，也让他形成了准确的判断力。李鸿章要的，就是那种最基本的实效。当一个事物变得不甚清晰的时候，李鸿章便用最简单的利益得失来判断事物的价值。这种最基本的判断往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接近事实并且切实可行的。比如，在开放通商口岸的问题上，当时清政府和列强为此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李鸿章的看法显然要豁达得多：“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是主张更多开放通商口岸的，在当时，一个朝廷大臣能这样实事求是地表达出反面意见，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也是需要相当胆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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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看来，这个泱泱大国肯定是患上了重病。虽然李鸿章不算是一个优秀的医生，不能诊断出病因的核心所在，但他起码看到了这个大国表面的脓肿。在李鸿章眼中，这个已入膏肓的病人，是不能用猛药的，也不能用手术刀，只能局部进行调理，或者用点补药使他变得强壮起来。李鸿章寻找到的一条路径是，从模仿开始，寻求改变，只有先得其表，才能得其根本。以这种初衷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完全可以看作是这个东方帝国的一次内部修炼，是一场高举招幡的借尸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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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鸿章的作法，也是无奈之举。它是一种精明，一种权衡得失的判断，而不是审时度势的智慧。这样说，是因为李鸿章对于世界的大势还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没有从文化以及思维方式上明白这块土地落后的真正原因，也不明白薄弱的核心所在。在国门被打开的最初时光，李鸿章们就像是小贩一下子输掉了所有的血本，然后红着眼想扳回所有的赌资。至于竞争的实质，输的真正原因，却不甚明了。在遭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之后，这块土地茫然失措。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能抖擞起精神，潜下心来模仿和跟从，也不失为一件妥帖之事。这样的行为，也算是当时所能从事的最适宜的方式了。随之对于西方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李鸿章切身的感受就是，就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的状况，根本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觉得只有一种路径可以改变，那就是争取时间，“深挖洞，广积粮”，潜心自强，以一种新的方式韬光养晦，图谋着让这个东方帝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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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团结了一大帮有志之士从事着这项亘古未有的改良。对于自己的部下和幕僚的选择，李鸿章有着自己的标准。标准就是要符合洋务运动的基本原则，首当其冲，就是对于西方科技不排斥，并且，有着做实事的能力。在这些幕僚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务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唐廷枢、冯桂芬、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吴汝纶、袁世凯等。在他的亲友中，只有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和女婿张佩纶进入了他的幕府，其他人均轮不上。在他看来，李经方外语过人，通五国文字，对西方的情况较了解，性格沉稳，能办事；而张佩纶有才华，敢直言，有胆略。这些都是他所需要的。可以说，数十年间，在李鸿章的周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具开放智慧和实际才干的中级官员、外交人才和商务人员，他们当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李鸿章将他们网罗在自己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曾有人评价说“李鸿章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是幕府制度当中最伟大的产儿，幕府制度最熟练的运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后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据统计，在李鸿章身边的幕僚有数百人。他正是依靠着这支庞大的幕僚集团，实践着他的主张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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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随李鸿章的时间最长。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的腥风血雨之际，周馥一直都在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短时间去内地任职。周馥就像李鸿章的管家一样，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办学、修铁路等，李鸿章很多事情都交给周馥来办。周馥一直忠心耿耿，直到李鸿章在贤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候在李鸿章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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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时，有一个干将叫做盛宣怀。他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经商好手。盛宣怀是常州人，他有着江浙人固有的聪明和干练。盛宣怀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冶铁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全权代表李鸿章对外进行商务谈判。盛宣怀做事练明敏达，具有实干才能，而且对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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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帮英国人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办洋务很有一套。李鸿章惜才如命，把唐廷枢挖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76年，李鸿章开办开滦煤矿，任唐廷枢为经理，唐聘用了十多个西洋工程师，装上现代化的水泵、电风扇、吊煤机，年产煤25万吨。除了开滦煤矿外，在唐廷枢手上，还兴办了好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可以说，唐廷枢是李鸿章办实业的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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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则是李鸿章麾下的外交干将。马建忠家与李鸿章是世交，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勋在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时，就在李鸿章的幕府，也是他将马建忠推荐给了李鸿章。马建忠年轻时即精通好几国外语，李鸿章见他聪明异常，便将他送到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马建忠取得博士学位回国，算是当时留学生中学位最高者。马建忠回国后，一直帮李鸿章办洋务，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也曾管理过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马建忠还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构架，他编撰了著名的《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庚子事变后，李鸿章来到北京担任议和大臣，马建忠一直跟随李鸿章左右，担任外电的翻译。由于工作量巨大，马建忠劳累过度，不幸中暑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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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才高八斗、务实能干的幕僚们之外，李鸿章的身边还有一道特殊的风景，那就是洋人幕僚。李鸿章从来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进军上海之时，他在淮军中，就聘请了一些外国军事顾问。在办理洋务运动时，李鸿章当然也招募了很多西方有学之士。在李鸿章的西方人顾问群中，有两个人是中坚分子。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另一个则是美国人毕德格。他们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但却起着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李鸿章任职北洋期间，同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几乎在所有面临的内政与外交上，二人都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受到李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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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璀琳还有一个身份，他是赫德当总税务司时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在李鸿章那里，德璀琳负责联络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算是李鸿章洋务运动以及办理外交事务的联络官。毕德格则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来到中国后，很快就精通汉语。1872年，他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后来，李鸿章聘请了他，先是让他担任家庭教师，然后，又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毕德格为李鸿章解读了不下800部英文、法文著作。李鸿章通过毕德格的翻译，对于西方世界了解很多。除此之外，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了不少西洋优秀人才，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年，毕德格曾随李鸿章一道赴马关谈判，为之收集、提供情报。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去世，一个月后，毕德格也去世了。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毕德格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如果按地域来划分的话，德璀琳和毕德格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区分：德璀琳联络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负责联络美国人，有时候也负责联络英国人。仅次于他们二人的，还有一个叫汉纳根的，是德璀琳的女婿，他也是李鸿章的军事联络官，只不过跟李鸿章稍稍疏远一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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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正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同治四年八月，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同治九年十月，设机器局于天津；同治九年闰十二月，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同治十一年五月，请开煤铁矿；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设轮船招商局；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十一月，筹办铁甲兵船；光绪元年十一月，请遣史日本；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将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光绪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光绪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光绪六年二月，始购铁甲船；光绪六年七月，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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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六年八月，设南北洋电报；光绪六年十二月，请开铁路；光绪七年四月，设开平矿务商局；光绪七年六月，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光绪七年十一月，招商接办各省电报；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学堂于天津；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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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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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在当时，李鸿章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是单兵作战、单骑突进。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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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后来的梁启超也有类似的看法：“现在整个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大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李鸿章。”可以这样说，就这场洋务运动本身，不管后人怎么评价，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应该是相当不易了。李鸿章几乎是用尽所有的气力撬动着庞大笨重的朝廷在向前滑行。他所面对的，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格局。从本质上说，这个国家政体腐朽，效率低下，缺乏科学；国家的统治阶层昏庸无能，坐井观天，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就文化本身来说，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世纪之变时，在认识上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破绽百出。中国当时的格局就像一只木帆船航行在海上，突然，暴风雨来了，很多人吓得脸色苍白，争先恐后逃进船舱躲避，李鸿章却坚守在船头，抗抵着扑面而来的暴风雨。并且，李鸿章还得在正面迎击洋枪洋炮的同时，经常防范身后腐朽阵营中的明枪暗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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