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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来说，曾国藩的主要意义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在满清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于对文化传统中负面因素的批判。这本书，却是致力于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中温暖的一面。柴静的话说得很好：“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我们必须寻找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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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我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和我以前的作品写法上有很大不同。它少了许多感觉和议论，多了大量的资料和引注。我想做的，是尽量用第一手材料构建这个人，在细节中呈现这个人和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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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二○○九年春天，明月同学不辞辛苦带我去厦门大学图书馆查阅《湘乡曾氏文献》，当然，那位中年女图书管理员服务态度之差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曾经到上海师范大学，向王澧华先生当面请教。他的《曾国藩诗文系年》一书在曾国藩研究中至今仍然相当重要。我还曾坐火车卧铺远赴鸭绿江边，面对江对岸的白云缭绕的青山，在自由研究者刘忆江先生“江边庄园”和他讨论曾国藩的种种细节。他的《曾国藩评传》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有分量的曾国藩传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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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葛剑雄教授。他“突破常规”，充分尊重我的兴趣和能力，同意我将曾国藩的经济生活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并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这使我依靠复旦图书馆的资源条件，集中精力完成了“左侧面”部分，在完成博士论文前，先“套种”出这样一本面对普通读者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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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注释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特别是应编辑的要求，为节省版面起见，在不影响普通读者阅读的情况下，引用岳麓版《曾国藩全集》的大多数引文删掉了具体页码的注释。因为时间仓促和体裁原因，也有个别引文没能加注或没能准确加注。特别是“正面”部分，因为最初是给一本较为通俗的刊物写的，这种情况更多，只能敬请原文作者和读者原谅。按照我原来的设想，这本书还应该包括“曾国藩的心理特征”、“曾国藩的亲情与友情”、“曾国藩与湖南气质”等几个部分。由于时间原因，看来只能等几年以后再出这本书的续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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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正面：从“愤青”到“老奸巨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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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的五次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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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五年，五十五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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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继为长沙所唾骂，再为江西所唾骂，以至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齿多矣，无一不和血吞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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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三月十二日，他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大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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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丰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咸丰六年）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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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这两封信，让我们来历数一下曾国藩平生的五大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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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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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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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这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未能考取秀才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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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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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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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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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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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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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时代，人生的全部价值似乎都浓缩在“升官发财”四字之中。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源兖说：“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也就是说，不但我当初没想到自己会升得这样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们，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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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黄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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