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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官员们的眼珠，是官员们的生命，是官员们的精神支柱，也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收获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因此官员们视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寡妇看着自己的独子，或者美女守着自己的敏感地带一样，绝不许人触碰。他们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占着茅坑不拉屎”，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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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悍然成立了不伦不类的“审案局”，将自布政使到各府州县长官的社会治安权收归自己名下，“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极不信任，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捆送土匪流氓，不必经过过去那些层层手续，“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他办案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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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惹恼了通省文官。案子就是钱，不是现钱也是天大的人情，你把抓捕、审判、监禁、处决权统统收归自己所有，别人还有什么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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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不尊重行政程序，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别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样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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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从咸丰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退休或者丁忧在家的前官员为团练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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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团练大臣行事都很明智。他们的做法有三类。洁身自好者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员欢迎，他们接到命令之后，在省城找间空办公室，挂个牌子敷衍两天，最后像大多数绅士那样，给团练捐些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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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于打小算盘者则视皇帝的圣旨为以公济私的好机会。他们在地方上果真办起一支小小的民兵，不过主要目的却是保卫自己的庄园不受土匪抢劫。一旦太平军大股部队到来，则立刻“逃遁”或“托病藏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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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口更大者则把这个差事当成中饱私囊的绝佳机会。他们扯着皇帝的幌子，以筹款练兵为借口，大肆敲榨地方富户。“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苛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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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想为国家分忧。这就触犯了官场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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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当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辈。他自己说：“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他悍然不顾，一意孤行，自有他的道理：“只以时事孔艰，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臂为之，冀以补疮痍之万一，而扶正气于将歇。”后来，在给翰林院同事龙启瑞的信中，他又这样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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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今年乏承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恐人之攘臂而与其建业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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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二三十年以来，官场形成一种黑白不辨、不痛不痒的含混作风。偶尔有人批评这种作风，则大家相与议论，说他不懂事，好显摆自己。我昔年做六部官员时，对此早已痛恨入骨。如今办理团练，又遇到几个有实权的人，不许我触及他们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再谦逊退让，则一事无成。而且这么多年来，心里也憋着一股火，于是毅然出手，不再管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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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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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国藩看来，官场风气败坏已极，随波逐流，断难成功。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变官场风气，“痛惩而廓清之”。他希望以自己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官场一个震动，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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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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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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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的触发点是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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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约等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加以他以经世致用为志，对大清国家武装情况有较一般人远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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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知，依靠目前这支大清军队，打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因为晚清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灵魂的、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曾国藩说过：“国藩历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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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创建一支新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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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练兵，首重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他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创立湘军之后，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进行政治动员。他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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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令全长沙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三、八两日，与湘军一起“会操”。曾国藩自己说，“传唤（绿）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会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开启他们的天良。他为了唤醒这些兵痞的良心，也确实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其目的“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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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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