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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11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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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13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市为自己的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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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15 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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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17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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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19 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数不胜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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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21 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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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23 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则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松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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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25 他写信教导其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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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27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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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29 他以前对战争的抢劫查得很严,而再出山后,对于抢劫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曾国荃主张“按民勒缴”,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徒损政体而失士心”,主张各得所获,“以怜其贫而奖其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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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31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10]
1705909132 “与世俗文法战者十之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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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36 经过数十年历练,到了晚年,曾国藩已经称得上“老奸巨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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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38 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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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40 咸丰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叨叨,有大员被他的气场俘虏,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不辞。人们纷纷以为是亲王贵戚甚至是皇帝本人微服私访者,惊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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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42 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览其“诏”,文中有时自称“予”,有时自称“朕”,“文理荒纰,字多讹误”。但字里行间,似乎又颇透露了一些京城政治内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国藩一定会迅速逮捕其人,送达京师治罪。但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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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44 晚年曾国藩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为粮饷问题,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曾国藩拈用“展”字,来一个“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最后不了了之。有时他还以此诀授之属下,比如他在致万启琛的一封信中说:“累年相承旧债,列入亏空项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场中之秘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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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46 当然,最能表现曾国藩的“老奸巨猾”的,当属李秀成案的处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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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48 李秀成被俘之后,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套取他需要的资料情报。他几次面讯李秀成,虽称“讯”,却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派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李秀成为曾国藩的魅力所倾倒,在自述中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对他“恩情厚义”。从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话语来判断,曾国藩当对李秀成有过暗示,比如许诺将为他向朝廷乞恩。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时意志动摇,从而写下了数万言的自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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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50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之后,曾国藩却迫不及待地违反朝廷献俘北京的命令,提早在南京杀了李秀成。因为一旦将李献俘到京城,湘军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也许就会曝光。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将他处死。这一行动既表达了对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讳”、“开诚布公”的作风。曾国藩也并未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李秀成临死前对曾国藩仍然毫无怨意,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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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52 曾国藩生平以“诚”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录李秀成自述时,他却多处作伪。经罗尔纲等人考证,曾国藩在李秀成原稿上进行了以下几处关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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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54 一是关于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迹本称“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说明洪秀全病死。曾国藩为了夸大曾国荃的战功,将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证明洪氏直接死于曾国荃的军事压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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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56 二是李秀成被俘经过。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过程中,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如果照此汇报,则李秀成之被俘,与湘军本无关系。曾国藩却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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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09158 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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