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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亲王奕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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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发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还是会实现这个理想。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可以由一两个有权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带动天下人皆向义向善。“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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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用来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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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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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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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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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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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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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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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回顾平生几次大堑,认为挫折是他最大的助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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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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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生平,曾国藩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因此鼓励他弟弟在挫折之际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化被动为主动,以扩展心胸、增长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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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荼然自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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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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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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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当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遇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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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既生左,何生曾:曾左一生恩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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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液质”和“多血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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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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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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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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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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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画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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