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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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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大意是说，接到你弟弟转来的信，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一年没接到你的回信，我疑心你彻底与我绝交了，我又思念，又伤心，但是仍然负气等待，不愿先认错。但是反思这些年，事务太繁、困难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错。心中冒出一个念头，常常不假思索就形之于文字，刚发出去就后悔了，但是不久又犯同样的错误。我心中总以为，作为知友，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怪罪我。这就叫做责人严而责己疏，无疑是我自我修养不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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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左宗棠一生最诚恳的一次自我批评了。原来内心深处，左氏也有对友谊的极端珍视、对自己的深刻怀疑。左宗棠在家中排行最小，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很多，加之又聪明伶俐，所以他自小受尽宠爱，凡事都是别人包容他，让着他。在与朋友相处时，他也不自觉地居于此种心态。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就如同一个任性不懂事的小弟弟和一个宽厚忍让的大哥哥一般，在大哥哥面前小弟弟一直不知分寸，任意嚣张。所以他骂过曾国藩之后，自己并不当回事。因为曾国藩是他朋友中脾气最好、心胸最阔的一个。没想到这一骂，彻底伤了曾国藩的心。一年时间，不见曾国藩回信，他确实后悔了。只有失去了这份友谊，他才发现曾国藩的诚挚、宽厚是多么可贵。因此，曾国藩意外地主动伸出复和之手，他当然十分感动，以至写出这样少见激动热情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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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中断了一年多的书信来往又从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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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曾经讥讽曾氏再出，“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其实左宗棠是非常清楚曾国藩这样“勇于任事”之人对于中兴大业的重要性的。在胡林翼的协调下，四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替骆秉章起草奏折，与胡林翼一起，请朝廷起用曾国藩。由于战局重又紧张，皇帝不得不勉从其请，命曾国藩重新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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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反思，曾国藩面目大变。在人际交往上，他更加圆通和气，他到了长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拜访左宗棠当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长沙与左宗棠一周之内数次深谈，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一联，请精于篆书的左宗棠书写，表示谦抑之意。遂“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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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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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帅与我，情意郛洽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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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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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以谦卑圆融之态营造了比以前更舒适的生存空间。而左宗棠的傲慢却终于受到了报复。咸丰九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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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四年入幕后不久，骆秉章就开始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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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亭笔记》这样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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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文襄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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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骆秉章把一切交给左宗棠，自己每日只是饮酒作乐。左宗棠当面嘲笑骆秉章说，你不过就是一个木偶，我怎么牵，你怎么动。听到如此露骨的嘲讽，骆秉章也只有干笑而已。这则逸事从情理上来讲绝无可能，左宗棠再骄横，也断不至此。不过，作为描摹骆左关系的一幅漫画，却十分生动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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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骆秉章如此放手，左宗棠也就毫不客气，把自己当成了真巡抚，将全省官员当成自己的下属，“一意孤行”，对那些品级很高的大员也不假颜色。虽然在左的治下，湖南“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32〕，但他的作风却得罪了许多官员。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就写信告诉胡林翼：“湘中人来，颇怨左公。”左氏自己也感到“所处之地介于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遂“为世所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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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灾难的起源，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徐宗亮《归庐谈往录》记载，永州镇总兵樊燮曾经拜访湖南巡抚骆秉章，身为幕僚的左宗棠出与樊燮共谈，不料双方“意大龃龉”，虽然樊燮为二品大员，左宗棠以一介举人，居然“进起批樊颊”，并且大肆詈骂，使“樊不能堪”，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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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刘成禺《世载堂杂议》记载，咸丰九年，永州镇总兵樊燮因事谒见骆秉章。骆秉章让樊燮直接去见左宗棠。总兵是二品大员，但清代重文轻武，左宗棠更是看不起胸无点墨的武官。樊燮自恃大员身份，见了左宗棠没有请安，惹得傲慢惯了的左宗棠怒气大发：“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不料樊燮也是个倔性子，顶撞道：“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也朝廷二三品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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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平时最忌讳人家提他的“师爷”身份。中不了进士才去给人家当师爷，这是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左氏内心的隐痛。他最受不了别人因为他的师爷身份而轻视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上前一脚踢翻了樊燮，嘴里还大骂：“王八蛋，滚出去！”不久，左宗棠就怂恿骆秉章弹劾樊氏，使他被革职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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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具有戏剧性已不可考。但是左宗棠怂恿骆秉章弹劾樊燮确有其事。官场之上，冤家宜解不宜结，因为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樊燮与湖广总督官文关系极为密切。在官文的支持下，他一个状子把左宗棠告到了朝廷，说左宗棠是“劣幕”，一官两印，嚣张跋扈。一个师爷敢打二品大员耳光，这还了得？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时之间，不可一世的左师爷头颅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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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听左氏遇祸，曾国藩“焦灼极切”，他不光为朋友忧，也为大局忧。他在家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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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樊镇一案，骆中丞奏明湖南历次保举，一秉至公，并将全案卷宗封送军机处。皇上严旨法责，有“属员怂恿，劣幕要挟”等语，并将原奏及全案发交湖北，原封未动，从此湖南局面不能无小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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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遇到的这一大难，可与曾氏家居困境相比。左当时对曾是雪上加霜。此际曾国藩却对左雪中送炭，关爱有加。他十分体谅左宗棠此际的心境，怕他因为惊忧过度，损害健康，因此去信加以宽解。九月三十日，曾在给左的信中写道：“得闻樊案又生波折，深恐台端愤悒自伤，适丁果臣一信，道所以处之之法甚精当，想润帅已抄送左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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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温辞慰问，曾国藩还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咸丰帝将此案交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钱宝青是曾国藩的门生，于是曾氏以座师身份，请他设法缓解。在钱的努力下，左氏暂时未获牢狱之灾，得以顺利离开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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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十二月，左宗棠退出了巡抚的幕府，以北上会试为名，打算“直之于朝”，在皇帝面前剖白此事原委。他对这个极端的办法本来也心里没底，一路风雨交加，前途茫茫，心情极差。路上他收到了胡林翼写来的信，劝他不要北上，因为陷害他的人并不会因为他离开幕府而罢手，正在四处布置，他去北京，无疑是自投网罗。左宗棠看了这封信，感到进京既无出路，回到老家，对方仍能“寻踪而得”，深感“侧身天地，四顾茫茫”，无安身之地。思前想后，他决定避难军营。于是掉头南旋，来到宿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对左氏的到来大表欢迎，二十天中，他与左“昕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33〕左宗棠向曾国藩表示，请让他自带一队湘军，以一个普通小营官自效，万一官文等“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网罗密布，即匿影深山，亦将为金丸所拟”，那就带队“策马冲锋”，以战场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见悲观到了何等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