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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曾国藩专折为左宗棠请功说：“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惟系襄办京堂大员，应如何优擢奖叙之处，出自圣裁。”于是皇帝发布谕旨，着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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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侥幸渡过此难，不料更大的危险紧接着到来。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李世贤部再度进入江西，并于二月底击败左宗棠，攻占了景德镇，兵锋直指祁门。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中断，又一次陷于绝境，在日记中写道：“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甚至给曾纪泽写下了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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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关键时刻，左宗棠再次力挽狂澜。景德镇失败后，他退守乐平，三月六日与李世贤大战于此，左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命人开挖壕沟，引水塞堰，大大限制了太平军骑兵的作用。在他的指挥下，左军奋力进攻，大败太平军，杀敌五千多人。李世贤大败狂奔，曾国藩再一次走出绝境，他大喜过望，对左宗棠当然又一次奖誉不已，向皇帝汇报称：“（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审越时贤。”请求“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曾国藩甚至对皇帝说，他以此事断定左“将来必能为国家开拓疆土，廓清逆氛”。可谓推重备至，也预见到了左宗棠后来收复新疆之功，诚可谓“知人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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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又一次接受了曾因藩的建议，“命候补三品京堂左宗棠帮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左由襄办改为帮办，一字之差，变成曾的副手。随后又晋为太常寺卿，正三品，这是左出山十年来第一次被授真正的实职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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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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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也没有想到，在曾国藩的麾下，他晋升能如此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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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被赶出江西后，却在浙江势如破竹。咸丰十一年九月，浙江全省几乎全部被太平军占领。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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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用人，抱定立人、达人之原则，绝不因自己用着顺手就把这个人压在自己手下不使其升迁。他早就想为左宗棠谋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浙江失陷，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决定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让他从此独当一面。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在复左宗棠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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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奉廷寄谕旨，谬以鄙人兼办浙江军务。位太高，权太重，虚望太隆，才智太短，殆无不颠蹶之理。即日当具折请辞，而推阁下督办浙江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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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到做到，当月二十五日，他上《恳辞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等折》，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以臣遥制浙军……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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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闻讯大喜。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盼着离开曾国藩羽翼，自己开辟乾坤大展拳脚的一天。他率领军队，兴冲冲地准备起程。这时曾国藩却给他寄来信件，命他按兵不动。原来此时太平军已经把浙江巡抚王有龄围困在杭州，王有龄凶多吉少。如果左宗棠马上出兵救援，万一失败，左氏得承担救援不力之责。如果救援成功，把王有龄救出来，那么浙江巡抚还是要由王有龄来做，左宗棠如何安置？因此直到十一月底，得知浙江巡抚王有龄在围困中自缢而死，曾国藩才密奏清廷，请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同时命令左宗棠迅速入浙。曾国藩心机权术之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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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从此，当过多年“假巡抚”的左宗棠成了真巡抚，正式步入大员序列。在投奔曾国藩之初，左宗棠所期望不过是“以小营官自效”，孰料“进步”速度如此之快。这当然全是曾国藩提携之效。曾国藩好事做到底，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慷慨地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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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浙是左宗棠一直以来的梦想。早在楚军出湘之始，左就注意到浙江这个最富之地。曾国藩这次超额满足了他的梦想，令他快慰无已。而曾国藩在入浙时机上的选择，更让他看到曾国藩为他考虑的细致周到。此时的左宗棠，对曾国藩发自内心地尊重感激，和曾国藩交往中，变得毕恭毕敬，“修敬先达之礼”，“每事必请教而后行”〔34〕。称“涤帅与我，情意郛洽之至”〔35〕。这是双方合作中最情投意合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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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更大平台的左宗棠的才干更挥洒无余，他竭尽平生才力，专注于浙江军事。同治二年三月，清廷超擢他为闽浙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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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担任巡抚，已经属于破格超升。而仅仅一年之时间，就又擢升总督，居然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了。他在家书中说：“近奉冲圣寄谕，吾与涤公均平列。”这一年多中间，左宗棠并无特殊建树，何以如此轻松取得与曾国藩平列的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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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圣旨的背后隐藏着大清朝廷极为深刻的用心。原来，曾国藩此时权倾天下，拥兵过广，已经令清廷不放心了。他们怕曾国藩尾大不掉。使左氏与曾分庭抗礼，就是为了分裂湘军，牵制“兵权过重”的曾国藩，达到分湘系集团而治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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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所以起用左宗棠来牵制曾国藩，是因为清廷敏锐地发现，左宗棠与自己的恩主曾国藩之间出现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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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良心科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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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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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左宗棠地位的迅速上升，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又一次出现了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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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然还是用兵方略上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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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曾国藩之前，左宗棠批评起曾氏之兵略从来没有客气过。既为麾下之后，左宗棠对曾的许多军事判断虽然不再公开嘲讽，但与朋友们交流时仍直言不讳。比如闻听太平军占领浙江后，曾国藩的判断极为悲观，惊呼道：“现在苏、浙两省膏腴之地，尽为所有，窟穴已成，根柢已固，……东南大局，收拾愈难。”左宗棠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太平军舍弃长江中游的安庆地区，而专集于下游，“大局顿有转机”〔36〕。事实证明左的看法确实比曾更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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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咸丰十年三月，左宗棠就建议曾国藩“先以偏师谋取吴越”。曾国藩却坚持所谓“稳扎稳打”之法，拒绝此议，进驻皖南万山丛中的祁门。左宗棠虽然没有公开批评，却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流露出轻蔑之色：“涤公于我极亲信，毫无间言。唯才略太欠，自入窘乡，恐终非戡乱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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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曾国藩羽翼之后，左宗棠开始接连不断地与曾国藩争辩兵机。他认为曾国藩用兵过于拙滞，对自己的束缚过多，在信中经常对曾发出抱怨。随着浙江巡抚做得越来越顺手，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批评也越来越直言不讳。在给骆秉章的信中，他这样表达自己的委屈：“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而筹饷亦非所长，近日议论多有不合。只以大局为重，不能不勉为将顺，然以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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