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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又多戏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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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酬稍繁之际，便漫无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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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浮不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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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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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悠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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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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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早，沾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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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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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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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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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圈里总算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在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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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他身上的处处锋芒。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己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处甚多。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陈源兖就告诉他“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49〕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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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暴，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自我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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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比如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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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国藩日记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赞叹之词并非发自内心。而且聊着聊着，自己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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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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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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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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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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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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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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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几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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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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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本能反应。然而用圣人标准一衡量，问题就严重了。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在另一家见到了几个漂亮姬妾，“目屡邪视”，他因此批评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