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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早,沾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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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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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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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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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圈里总算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在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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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他身上的处处锋芒。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己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处甚多。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陈源兖就告诉他“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49〕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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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暴,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自我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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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比如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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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国藩日记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赞叹之词并非发自内心。而且聊着聊着,自己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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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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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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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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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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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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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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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几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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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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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本能反应。然而用圣人标准一衡量,问题就严重了。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在另一家见到了几个漂亮姬妾,“目屡邪视”,他因此批评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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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斫伐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他说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他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遂骂自己“真禽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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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换骨”的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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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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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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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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