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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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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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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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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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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几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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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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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本能反应。然而用圣人标准一衡量，问题就严重了。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在另一家见到了几个漂亮姬妾，“目屡邪视”，他因此批评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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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斫伐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他说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他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遂骂自己“真禽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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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换骨”的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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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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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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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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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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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当时最顶级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渊薮。一入翰苑，曾国藩见到的多是气质不俗之士，往来揖让，每每领略到清风逸气。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兴奋地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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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为人文渊薮，（朋友）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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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诗书、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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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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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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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仲淹）和韩（琦）（这样的名臣）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这样的大学者）亦可学而至也，程、朱（这样的理学圣贤）亦可学而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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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毅然立志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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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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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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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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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是儒学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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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中国儒、释、道三家，对生命目标的设计都是极其超绝完美的。道家以为，人通过修炼，可以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无恃，长生久视，与天地同，成为“至人”、“真人”、“神人”。佛教则以为人皆有佛性，通过自修，都可以达到不生不灭断尽欲望的佛的境界。儒家自然也不例外。儒家的圣人理想，其完美与超绝不下于神仙或者佛陀。儒家经典说，所谓“圣人”，就是达到了完美境界的人。圣人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因此可以“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对内可以问心无愧、不逾规矩，对外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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