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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曾国藩一生到底挣了多少钱？又是怎么花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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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遵守官场潜规则？有没有过灰色收入？身后留没留下巨额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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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钱与生活的关系如此紧密，但对于古代官员们的具体经济收支，历史学家们研究的并不多。其实这个话题十分重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传统社会的许多侧面，比如礼金在官员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陋规”到底是不是全进了官员个人的私囊，官员们的灰色收入都有哪些来源，官员们的实际收入和名义收入的差别。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传统时代清官可以分为几种，贪官又为什么必须贪污。中国几千年来贪污愈演愈烈，和传统财政体制的弊端到底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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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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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填出身成分，曾国藩应该在表上填上“地主”二字。不过为了准确，前面应该加上一个“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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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成分主要看人均土地。嘉庆十六年（1811）曾国藩出生时，他家里共有一百多亩田地〔1〕，人口则有祖父母、父母、叔婶、大姐，再加上他，一共八口人，人均十二亩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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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的增长，晚清时代中国的人均田地在两三亩左右。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相距不远，毛在与斯诺谈话中说，“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后来又买了七亩，“就有富农地位了”〔2〕。人均五亩多地就算富农，以此标准判断，曾国藩家成分被定为小地主当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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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生活不同，在普遍贫困化的晚清，小地主的生活也仅止于吃饱糙米饭，顶多偶尔还可以吃到半个咸鸭蛋而已。曾国藩家是在祖父曾玉屏手里发达起来的，曾玉屏一生勤苦，成为小地主后，仍然一早一晚亲自浇地灌田，曾国藩在墓表中说祖父自述“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3〕，也就是说，虽然家里雇了长工，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种菜，亲手养猪养鱼，一天到晚也不闲着。甚至在曾国藩点了翰林成了京官后，祖父仍然亲自下地拾粪、种菜。在祖父曾玉屏的带领下，曾家一家都勤奋刻苦，节俭异常。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几块菜地，侍候得无微不至。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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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这种气氛中出生与成长，他和弟弟们课余时间常干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到集市上叫卖过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强悍的山风早早地粗糙了他们的皮肤，强健了他们的筋骨。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落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场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闭塞山乡的农家生活，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十分深重。其一生超乎常人的吃苦精神、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都与此种家风的陶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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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国藩姥姥家，境况远不如曾家。曾国藩母亲江氏本也算出身殷实人家。她的祖父江宏辉本是一个国学生，算是一个小乡绅，颇有点家产，所以江氏的父亲江沛霖成年后也分得了一份不错的家业。但江沛霖“轻财好义”，大手大脚，不善持家，“家遂中落”。到曾国藩长大之后，他的舅舅一辈多落到下中农甚至贫农水平。1839年曾国藩去拜访几个舅舅，就看到他的大舅江永熙“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连个房子都没有，已经过着半野人的生活。这固然是一个个例，但从中也可以反映出晚清社会贫困化之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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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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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只有读书做官，才能使家业真正坚如磐石。如果没有“有功名”的人，那么这个家庭永远只是一个土财主，上升不到乡绅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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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曾氏一族社会地位很低，明清两朝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秀才。曾国藩在《大界墓表》中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祖父曾玉屏为曾氏家族作的最重大贡献则是高瞻远瞩地下决心供孩子读书。儿子读了几十年没读出去，人到中年才勉强中了个秀才。他转而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特别是最聪明的大孙子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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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主家庭的经济条件对曾国藩的成长至关重要，因为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他在祖父和父亲的督促下埋头苦读，终于，道光十八年春，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为湘乡曾氏数百年来的首名进士。在随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亲自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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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捷报传到白杨坪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居家气象立刻变了。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原本简陋的农居，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坐上了轿子。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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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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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曾家一下子翻天覆地呢？虽然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但并不是马上就大笔收入。而且，清代的翰林官员工资十分低微，曾家人很快发现曾国藩的年俸甚至不够他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开销。那么，曾家的钱是从哪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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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借来的。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工资十分有限，但“边际效应”却相当大。一个人一旦入仕，就成了一只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没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胥吏。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称兄道弟，把手言欢。曾麟书被知府和知县尊称为“老太爷”，内心得意非常。（一个人鲤鱼跃龙门，不但荣及父祖，还能光披九族。曾国潢在家书中绘声绘色记载，一位族叔“为命件事”“接官”，地方官问他是何人，衙役们回答，是“曾某大人令叔”。于是“官称之曰‘叔老大人’”，此叔感觉大有光彩，快慰平生，“此次最得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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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范进在未中举前，借碗米都借不到，中举当天，他岳父就拿着数千钱赶来，邻居们也送米的送米、送肉的送肉，让他顺利地打发了报喜的“报子”。在那之后，更“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与此类似，社会地位的上升，使曾家的筹资能力大为提高，收入管道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支撑曾家经济地位急遽上升的途径有三：一是接受馈赠，二是借贷，三是通过调节民间纠纷获得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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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翰林的拜客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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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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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年底请假回家，在老家逍逍遥遥“把戏”（玩耍之意）了一年。这是新科进士的惯例，目的有三，一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他遍拜各地曾氏宗祠，还重修了族谱，以记载曾氏家族五百年来的最大光荣。二是充分休息，以报偿自己十年寒窗的辛苦。日记中甚至有“昨夜打牌未睡”等记载。三则是要四处拜客借钱，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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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京官还需要“资本”吗？当然。清代官僚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雇车雇马，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一般来说，要一二百两。这笔钱国家不给报销。其次，翰林等官员工资很低，而大清帝国又无公款消费之制。今天的官员虽然工资水平依然不高，但住房、用车均不花钱，吃喝、旅行、出国甚至按摩均有公款，这实在是晚清官员们无法梦想的境界。清政府不但不提供住房和公车，不报销公款吃喝，甚至连官服都要官员们自己购置。既然身为帝国官员，自然需要较为体面的住房，体面的服装，直至体面的仆人。而且，官员生活中与同僚们应酬极多，经常需要请客随礼，这笔花用也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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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京官之初，是一件赔钱的买卖。甚至有人中进士后因为家中没钱，没法进京当官。“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就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一度不想就任。后来还是族叔刘举臣每年接济他二百两，才勉强做了十年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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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国藩这次回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筹资”，而筹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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