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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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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翰林的拜客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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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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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年底请假回家，在老家逍逍遥遥“把戏”（玩耍之意）了一年。这是新科进士的惯例，目的有三，一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他遍拜各地曾氏宗祠，还重修了族谱，以记载曾氏家族五百年来的最大光荣。二是充分休息，以报偿自己十年寒窗的辛苦。日记中甚至有“昨夜打牌未睡”等记载。三则是要四处拜客借钱，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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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京官还需要“资本”吗？当然。清代官僚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雇车雇马，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一般来说，要一二百两。这笔钱国家不给报销。其次，翰林等官员工资很低，而大清帝国又无公款消费之制。今天的官员虽然工资水平依然不高，但住房、用车均不花钱，吃喝、旅行、出国甚至按摩均有公款，这实在是晚清官员们无法梦想的境界。清政府不但不提供住房和公车，不报销公款吃喝，甚至连官服都要官员们自己购置。既然身为帝国官员，自然需要较为体面的住房，体面的服装，直至体面的仆人。而且，官员生活中与同僚们应酬极多，经常需要请客随礼，这笔花用也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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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京官之初，是一件赔钱的买卖。甚至有人中进士后因为家中没钱，没法进京当官。“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就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一度不想就任。后来还是族叔刘举臣每年接济他二百两，才勉强做了十年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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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国藩这次回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筹资”，而筹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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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时代，一个人进学、中举、中进士后，照例要四处拜客。毛泽东在《湘江大事述评》一文中曾这样对民国时代残留的拜客风俗进行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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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毕业生，得了喜报，他便坐着桥子（若家里没桥，便要新制），红顶帽，马蹄衣（多半新制），桥子背后悬着“中书科中书”等样的灯笼，向亲戚故旧的家里“拜客”。亲戚故旧得此一拜之后，“荣莫大焉”的跑到这位毕业生家里去贺喜。至则这位毕业生家里的头门上，又悬着一块写着“举人”或是“拔贡”字样的小匾，红底金字，更是好看的了不得！一场酒食，各自散归，这便叫“做酒”，又叫“打把食”，又叫“打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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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中进士之后的拜客，与毛泽东所描写的颇有不同。毛泽东笔下的拜客者是民国时代官立学堂的毕业生，形式是在向乡亲四邻通报喜信后大家聚餐一顿随个份子。这是前清举人拜客的大大简化版。而作为新科进士翰林公，曾国藩拜客比毛氏描述的要隆重盛大得多：一是时间长，二是范围广，三是路程远，四是收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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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光十八年年底抵家，到道光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家乡待了二百九十六天，这其间他外出连续拜客四次，共计一百九十八天。也就是说，居乡近一年间的十分之七都用于拜客了。他的足迹遍及湘乡、宁乡、衡阳、清泉、来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安化等十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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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拜的对象是以下四类：一类当然是自己的亲戚故旧。二类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其中大部分是累世没有来往的。三是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四是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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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一是向亲朋好友通报喜讯，二是与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们建立起社交关系。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则是借此收受贺礼，收敛钱财。这是当时社会之通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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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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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该日日记中记载他“仆一人，肩舆八人”，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人们纷纷驻足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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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这不仅是白杨坪曾家的光荣，也是整个曾氏一族乃至湘乡县甚至湘中地区的莫大光荣。曾国藩在未来势必成为湘中地区与帝国政治高层建立联系的重要管道。对这只崭新的潜力股，大家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如四月十一日日记载，是日唱剧，客甚多）。各处主人不但要给曾国藩送上“贺礼”，还要附送“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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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在《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本曾国藩亲笔所记的“流水账簿”，专门记载他这一段的拜客收入。从中我们可以查到，正月十六日在岳父家他收到“轿钱四百六十四文”。第二天在欧阳宗祠，则“入轿钱四百文，送予钱十二千八百文。”可谓小有收获，于是当天就“着人送钱十二千文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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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亲笔记拜客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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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亲戚家外，曾国藩拜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祭拜各地的曾氏宗祠，向曾氏各支先祖通报这一特大喜讯，与各地曾氏分享这一荣耀。从岳父家出来，十九日他到达了“庙山家祠”。二十日，“走各处坟山扫墓”，二十一日，“祠内经管请外姓人吃酒，四十余席”。〔5〕吃酒的场面之所以如此宏大，无非是庙山曾氏向外姓人炫耀家族的光荣而已。这一天曾国藩收入“轿钱三千二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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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次拜客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是各地官员。这自然是赤裸裸的“打秋风”了，然而官员们一般来讲都心甘情愿。因为彼此都是官场中人，而官场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关系网络。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所以官员的赠送普遍比其他人要重一些。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另两名地方官员一人送八两，一人送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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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亲戚、同族、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项内容，那就是湘乡人在各地所开店铺，人情簿中记为“拜乡亲店”。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烟店、当铺、纸行、布店、钱庄、绸缎庄，还是杂货店、烟袋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礼拜，目的无非是赤裸裸地敛财而已。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无不或多或少予以馈赠，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比如九月他在新化拜店凌兴隆、胡德昌、戴永隆、孙义盛等八家，“十五早请酒，席极丰盛，且恭，又共送钱十二千文”。传统时代，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营风险很多。结识了一位翰林，自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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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国藩所获颇丰。比如他在宝庆城内拜了四十四家湘乡店铺，收了十六千九百文，平均每家收了三百八十四文。城外四十六家，收入三十六千六百文，平均每家收入七百九十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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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拜客过程中所收的钱财名目繁多，大致有贺礼钱、人情钱、轿钱、发卷钱、贽仪、题主钱等。一般来讲，送钱多少，要根据双方关系亲疏、施与方的地位和财力、双方过去的人情往来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授受双方心中是有一定默契的。多的可达数十两，少的可能只有“羊毫笔二支，印色一合”〔6〕。然而有时双方并非心有灵犀，不愉快就不可避免。有的地方对新科进士大表欢迎，引导他去拜祭扫墓，请他书写对联，但提到贺礼，却不痛不快，导致曾国藩十分恼怒。比如他四月到达松陂曾氏家祠后，祠堂经管人又请他写字，又请他扫墓，折腾他好久，过后却提出手中无钱，贺仪须等到八月时再送，曾国藩当时勃然大怒，严厉训斥了他们一顿。四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道：“是日，松陂祠未具贺仪。又前年父亲至此祠送匾，伊言当送钱来家贺，后食言。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又前日要余扫墓，情理不顺，余盛气折之，祠内人甚愧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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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二日记载，曾国藩的雷霆之怒使得松陂管祠人十分害怕，请人说情给曾国藩赔了不是，还送了一部分钱。“松陂请人说情，送押钱六十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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