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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肃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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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到北京后,曾国藩二月初一日起在南横街千佛庵赁屋四间,全年需三十二两白银。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他又搬到绳匠胡同,房十八间。曾国藩在八月十七日家书中说,“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二十千文约合十三两三钱三分白银。如此算来,则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两银子,用去全部薪水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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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奇怪的是,在曾国藩当年自己的账簿中,记载每月所付房租为十千文。一个无法排除的可能是他向家中报了虚账。搬家装修又用去三十五千文(见当年八月账簿用钱数)。如果按每月房租十千文计算,总计道光二十一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七十五两三钱三分。而在此之后,曾国藩又多次更换住房,基本趋势是越换越大越体面,所费自然也越多。比如道光二十四年他升为翰林院侍讲之后,因为家中添丁进口,仆妇也增多,“共二十口吃饭”,又搬到前门内碾儿胡同,有房屋二十八间,月租三十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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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最重大的花费就是社交应酬。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清人李慈铭的日记中载,自己一年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百余两,而据他自己说,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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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生性喜交游,也有意识地将结交朋友作为在士林中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径之一。因为用于社交的时间太多,甚至导致曾国藩在日记中做过严厉的自我批评。他在交往上所花的精力和金钱由此可以想见。我们根据《湘乡曾氏文献》中道光二十一年的数据,对曾国藩这一年社交花费进行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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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团拜分赀二千文。黄矩卿赀分二千五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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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某友祖母去世,奠分一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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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吴子宾处寿礼一两。湖广会馆公请乔见斋,分赀二千五百文。请吴世伯朱世兄,分赀一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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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穆中堂、卓中堂两处祝敬,各一两八钱八厘。致其它处节敬、寿敬、门包共十一两九钱四分。某朋友寿分一千文,朱世兄嫁妹随礼及送卓中堂寿屏共二千四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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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陈霖生去世,奠分二十两。另一前辈去世,奠分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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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送吴师请客,分赀一千五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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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吴蔼人之年伯寿分一两,郭雨三之年伯寿分二两,如山三兄奠分一千文,李双圃寿屏分子四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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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吕王两处寿分共二两。各位老师门包节敬三份,共享银六两二钱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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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九日钱仑仙祖母奠分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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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七日,廖师寿辰,送银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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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公请朋友,分摊二千五百文。一朋友奠分一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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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唐镜海夫人去世,送奠分二千文。年底送穆师寿分一千文,又节寿敬四两,门包三钱。廖师节敬二两,门包三钱,黄师门包三钱。还陈岱云代交之奠分三处二千五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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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共用银五十九两八钱九分,钱二十八千九百文,约合银十九两二钱七分。合计这一年曾国藩人情来往花费七十九两一钱六分。这其中并不包括自己单独请客吃饭的花费。这类花费在曾氏账本中随处可见,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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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东麟堂请客八千文。三月,东麟堂请客十千文,便宜坊差役五百文。四月,付东麟堂十六两七钱七分。七月十二日,付厨子二千五百文,准备十三日在家请客。十月,请客预付莱钱一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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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上数项,就合计白银三十一两四钱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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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请客吃饭,社交开支当年至少一百一十两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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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较大的花销是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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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之中多次提及衣服。晚年他说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可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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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国家体制。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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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妻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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