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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八李石梧送别敬十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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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计全年炭敬、别敬等项共计九十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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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账簿之《辛丑年年底汇总数》中，记载“外来馈赠九十八两五钱七厘”。说明除以上列出各项外，还有一两五钱七厘此类收入忽略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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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道光二十一年以后，随着他人际交往越铺越广，士林中声望越来越大，这类收入水涨船高，应是理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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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到京头两年花费约一千三百两白银，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带来的银子终于花光，外官馈赠又如此之少，他开始面临借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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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为官，声誉如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你能不能顺利地借到钱。曾国藩在家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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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与居乡不同。居乡者紧守银钱，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紧有松，有发有收，所谓大门无出，二门亦无入，余仗名声好，仍扯得活，若名声不好，专靠自己收藏之银，则不过一年，即用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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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关将近，手头银两终于全部花光，曾国藩找人现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及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二百两。到这年年底，累计更高达四百两。在这一阶段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在此之后，借钱更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借款额最高时达一千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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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项之外，道光二十一年起，曾国藩还新开辟了一项小小资金来源。当年六月他接手了北京长沙会馆的管理事务。作为回报，会馆每个月十五千文的房租收入“例听经管人支用，俟交卸时算出，不算利钱”〔18〕，对他的财政紧张起了小小的缓解作用。当年他的账簿中就记有这样一笔：“借会馆银四十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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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在计算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收支时，没有统计他借给朋友们的钱数。事实上，因为交游广泛，为人仗义，曾国藩在自己捉襟见肘之时，仍然大量借钱给他人。当年的借出数账簿显示，他借给朋友们银一百九十一两三钱四分，以及钱十二千文。根据《辛丑年年底汇总数》，借入借出相抵，他净借入八十五两五钱三分。同时，这张单子还显示，他动用了“人寄卖货银”，即他人托他代卖货物所得银两四十二两二钱。综合以上，这一年他共借入、挪用银两一百六十七两七钱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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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收入来源，可以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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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禄只能满足开支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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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低薪制”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国家不得不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使得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半公开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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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舞弊的前提是手里有可支配的免费或者低成本资源。京官，特别是翰林院这样的清水衙门里的京官，绝少有这样的资源，但是在近乎绝境的经济状况压迫下，许多京官还是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许多京官因此绞尽脑汁，寻找发财门路，甚至替外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许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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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却没有做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因为他已经发誓“学做圣人”。在曾国藩的资料档案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曾国藩营求私利的记载。这一年曾国藩收入账中只有替人办诰封收入十六两这一笔，算是帮人办事所得。这类收入在当时社会是京官可以获得的半合法收入，不算贪墨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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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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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誓不靠升官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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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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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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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这样一番誓言的背景，是入京为官的曾国藩以“学做圣人”作为人生目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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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影响下，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精研理学、“学做圣人”之志。然而“学做圣人”也是一份可怕的条约。签订了这份条约，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经由理学设定的路径，在生活中时时与“欲望”交战：“天理人欲，决不两立。须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见人欲消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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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的官场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清官大部分都是理学家。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就以理学名世，他一生直节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他的名言是只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而另一清官海瑞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强调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终身活在天理与世俗的交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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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清官多出于康熙朝。著名清官陆陇其“笃守程朱”，被尊为清代理学第一。熊赐履、李光地两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名臣。其他清官如张鹏翮、蔡世远、陈鹏年等无一不是理学精深之士。而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学大兴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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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偶然。薄俸制的精髓在于“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能塑造出这种不吃草的马儿的只有理学。因为理学家的快乐就在于与欲望为敌，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来彰证意志的强大。我们看史书所载明清两代清官形象，实在令人鼻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