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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生活水平当然赶不上后来的孙诒经。此时曾国藩在京家口连同仆人，已经二十余人，开支十分浩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父母说：“男升官后应酬较繁，用费较广，而俸入亦较多，可以应用，不至窘迫。昨派教习总裁，门生来见者多，共收贽敬二百余金，而南省同乡均未收，不在此数。”同日写给诸弟的信中则说：“寓中用度比前较大，每年进项亦较多（每年俸禄三百两，饭银一百两），其他外间进项尚与从前相似。”略可见曾国藩此时的经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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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对弟弟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32〕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可见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筹不起路费，不能回家。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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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身兼四个侍郎的曾国藩写信给四位老弟说：“今年腊底颇窘，须借二百金乃可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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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选择做清官，曾国藩其实是有大笔发财的机会的。和地方上一样，清代六部其实也贪风横行，各部都例有部费收入，其中以户部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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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财政制度规定，所有财政支出，均由户部报销。为了报销顺利，不被户部找麻烦，各地申请报销的部门通常要给户部支付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叫做“部费”。给了“部费”，即使不符规定，户部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不给“部费”，即使符合规定，户部也可以找个理由让你报不成。对此，雍正皇帝总结说“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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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中央不止一个户部。到任何衙门、办任何事都得交费。除了报销要交“报销部费”之外，奏销需要交“奏销部费”，这两样是属于户部事务的；吏部（类似于中央组织部）主管官员的任免、升降、调补、处分等事务，刑部（类似司法部）主管刑名案件，需要缴纳的“部费”不叫部费，而叫“打点”、“照应”、“招呼”、“斡旋”等；工部（类似建设部）主管建筑、工程，兵部（类似国防部）主管军需物品的采购和监制、修筑城墙等事宜，所有这些过程都有部费，名称叫做“讲分头”，大概就是吃回扣的意思。部费数额通常达到五六万两，多的甚至要三四十万两〔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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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人记载，这些巨大的贿赂多由经手的书吏贪占。但是作为各部长官的尚书侍郎，如果想从中分润，应该并不困难。曾国藩身兼五个“副部长”，仍然清贫如许，这有力地证明了他“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是得到坚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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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只给人办过些许规则允许的小事。比如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潢信中说，陈旭亭送来两千钱的礼物，又元银十两，“求堂上写信托兄到部里打探”。估计打探之事是捐纳事宜，因为后文又说，“照到之日，兄务必为他办理，……此父亲答应者，弟奉命写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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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潢写信，求曾国藩帮他办一件事。某人想营求巡捕一职，要曾国藩给骆某写信说情：“本来千把亦无空坐，兹叩求仁人惠爱，尚要加书马各先生，能获巡捕，遂已足矣。巡捕一得，不畏无位，纵然无位，也可度日，此事万望置之腹心为祷。”这件事曾国藩办得怎么样，未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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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贪污，就只好寄希望于帝国体制内的收入渠道。道光二十九年，朝廷又一次举行考差。曾国藩全力以赴，尽力一博，以求如上次四川之行那样获得一笔丰厚收入，以有能力回家省亲一趟。无奈这次虽然成绩不错，却没捞到差使。特别是他最向往的江西主考，落到了他不太佩服的田敬堂头上，令他大有情绪，在六月十四日给诸弟的信中说：“予今年考差，颇望得江西主考，冀家中亲属可就至江西一叙天伦之乐。昨田敬堂得放江西试差，而我私愿不遂。南望家山，远怀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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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梦寐以求的差使终于又一次落到了他头上。皇帝命他充任江西主考，曾国藩喜不自胜，第二天即在谢恩折中奏请乡试结束后顺便回家省亲，皇帝自然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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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兴高采烈，一路南下。一转眼他居京已经十三年。祖父母均已经在此期间去世，临终也没能见上他一面。母亲十分思念他，以至于这年年初，一贯隐忍顺从、从没出过远门的母亲坚决表示不顾家人的反对，要北上来看他：“母亲大人口气，今秋决计进京，并不许人打破。”〔34〕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一偿夙愿，见到思念已久的父母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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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忽然接到家乡送来的讣告，母亲江氏已经于六月十二日，也就是他接到派差喜讯的当天去世。曾国藩五内俱摧，当即易服奔丧，由安徽转至江西九江，再由九江沿江西上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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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曾母晚去世几个月，则曾国藩会再次收入数千两。如今这项收入落空，而办理丧事及京师家属回南又需要大笔费用。除了收取奠金，别无他法。他之所以要赶到江西再转湖南，既是因为顺路，也是因为可以收取奠金。他既到了江西，表明他是在江西主考任内中途守制，于是在九江耽搁两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千两。这千两奠金救了他的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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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有了钱，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出三百两，还掉北京催得最急的债。以二百多两在省城还账。其实，因为他宅心仁厚，朋友也欠他的银子总数亦将近千金。然而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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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别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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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完了账，他带四百多两至家办葬事。然而家属回湖南的钱还是没有着落。因此他只好命儿子在北京开吊，以京城朋友的奠金做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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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以求寄云年伯张罗……开吊散讣不可太滥，除同年、同乡、门生外，惟门薄上有来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单请庞省三先生定。此系无途费，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即不滥，我已愧恨极矣！京寓所欠之账，……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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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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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曾国藩抵达湖南，他的京官生涯正式宣告结束。然而困窘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当年在京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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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第二次出山带兵的曾国藩在写给曾国潢的信中说：“余往年所欠京账，今冬拟托寄云还清，不知家中尚有清单否？可于此次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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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治三年，任两江总督已经五年的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壬子丁艰后曾请毛寄云、袁午桥两公代为结算，止利还本，兹接沛之来信，索及前项，因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兑湘纹银一千两，函嘱沛之约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可见直到做了多年总督之后，曾国藩才彻底将京官生涯的欠账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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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代，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扩展到整个明清时期，虽然天下熙熙，但京官群体中曾国藩这样潜心道学，以清廉自誓的人并不少见。比如他的师友倭仁、唐鉴诸人。他们平日相互切磋，相互砥砺，甚至呼朋引伴，形成一定风气。这一类京官的经济生活状态大抵相似。因为低薪制的制度设计，清代京官的收入和支出结构极度不平衡，由此导致了京官独特的经济生活状态，也就是说，实际收入数额及管道与法定大相径庭。清代官员入仕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是十分有限的，但边际效益却非常巨大，包括筹资能力的增长、陋规等灰色收入以及利用权势干预地方事务所获报酬。不过边际效益的开掘受诸多条件的制约：个人操守、官运、个人及亲属的办事能力等，因此官员入仕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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