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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以求寄云年伯张罗……开吊散讣不可太滥，除同年、同乡、门生外，惟门薄上有来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单请庞省三先生定。此系无途费，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即不滥，我已愧恨极矣！京寓所欠之账，……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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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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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曾国藩抵达湖南，他的京官生涯正式宣告结束。然而困窘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当年在京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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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第二次出山带兵的曾国藩在写给曾国潢的信中说：“余往年所欠京账，今冬拟托寄云还清，不知家中尚有清单否？可于此次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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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治三年，任两江总督已经五年的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壬子丁艰后曾请毛寄云、袁午桥两公代为结算，止利还本，兹接沛之来信，索及前项，因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兑湘纹银一千两，函嘱沛之约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可见直到做了多年总督之后，曾国藩才彻底将京官生涯的欠账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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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代，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扩展到整个明清时期，虽然天下熙熙，但京官群体中曾国藩这样潜心道学，以清廉自誓的人并不少见。比如他的师友倭仁、唐鉴诸人。他们平日相互切磋，相互砥砺，甚至呼朋引伴，形成一定风气。这一类京官的经济生活状态大抵相似。因为低薪制的制度设计，清代京官的收入和支出结构极度不平衡，由此导致了京官独特的经济生活状态，也就是说，实际收入数额及管道与法定大相径庭。清代官员入仕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是十分有限的，但边际效益却非常巨大，包括筹资能力的增长、陋规等灰色收入以及利用权势干预地方事务所获报酬。不过边际效益的开掘受诸多条件的制约：个人操守、官运、个人及亲属的办事能力等，因此官员入仕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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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不要钱”的“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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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营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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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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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二年腊月十七日，离过年只有十三天了，外出的旅人纷纷归家。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却匆匆告别了荷叶，离家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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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咸丰皇帝的一道紧急命令传到了荷叶。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谕旨全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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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巡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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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从此墨绖从戎，从咸丰二年底算起，到同治三年六月天京陷落，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度过了十一年半的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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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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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官时期，虽然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却有点放空炮的意思。因为他想发财也没什么机会。然而，从这次出山开始，曾国藩的誓言要真正受到考验了，因为谁都知道带兵是最容易发财的途径。晚清国家军队从上到下，都弥漫着“向钱看”的气息。特别是军官，几乎无一不拼命捞钱，营私枉法，无所不至。曾国藩曾经说过，晚清国家正规军已经成了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国藩历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想在军队这个大染缸里保持一尘不染，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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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晚清军队到底腐败到什么程度呢？这就要费一点笔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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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放下军官不讲，来看看普通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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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营的一大怪现状是士兵普遍都有自己的第二职业，或者经商做买卖，或者种地，或者操持什么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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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防各地的八旗部队中，相当多的士兵私下经商。如太原驻防的普通八旗军人文英阿，就在武汉偷偷开了间旅店，而且还容留不法人员居住：“马甲文英阿，在汉城开设歇店（即旅店），凡宵小皆藏匿其中。”〔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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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营兵此风更甚，而且明目张胆，不遮不掩。对许多绿营兵来说，做小生意或者手艺活儿是他们的主业，而当兵才是“第二职业”。他们的主要时间都用来开店摆摊，或者做木匠、裁缝等，只有轮到自己值班时，才到营里去待上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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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鸦片战争期间当过定海县令姚怀祥幕友的王庆庄透露，定海镇的绿营兵，有一半的真正身份是理发匠、修脚工、仆人等。“额兵逾万，后减至二千馀，承平日久，隶兵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圆，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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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绿营兵还有开杂货铺的，开茶馆的，贩鱼的，卖肉的……几乎无所不有。林则徐在一封奏折中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绿营兵合伙经营的。本钱为制钱二十七千文〔38〕。在一般情况下，一名绿营兵平均每月可以通过做买卖等挣得三千文左右，约合白银近二两，相当于再领一份粮饷。所以，光绪年间有人说绿营兵是“半供差操，半借贸易手艺以谋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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