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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华此信应该写于此次出征之前，故信中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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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亲大人因江西警急，恐不免于忧虑，烦老兄善为宽解。江西虽紧，究未有贼逼省垣，各省救援之师，已渐次将集，或亦可以剿平。且此关乎国家大局，亦有一定之数，我家亦无事过于焦急也。弟此次冒昧之行，惟尽心力为之而已。〔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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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兄弟在金钱面前，远没有曾国藩那样意志坚定。当曾国华到了湖北，得知曾国藩在李续宜（李迪庵）处积有万两白银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致送回家。借口之一是曾纪泽结婚要用钱。此时据曾纪泽婚事，还有二十天。〔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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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平时，如此巨额款项，曾国华和李续宜肯定要请示曾国藩后再做决定。此时恰好曾国藩与湖南、湖北文报不通，曾国华很可能借此机会，擅自做出了这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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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三月底，胡林翼派出的勇弁怀揣蜡丸书，间道抵南昌，才与曾国藩联系上。而考曾国华家信，他是四月二十八日行军途中才首次接到曾国藩的信：“廿八夜接大兄信一件，知大兄身体甚好，癣疾已全愈，军事亦得手，与文中丞极为和衷，此莫大之喜信。”这封信也是用隐语写成，称胡林翼为“润之老板”，称彭玉麟水师为“雪琴河里生意”，称江西巡抚为“秋山宝店”，由此可见形势仍然相当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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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原因，我们基本可以判定，曾国华此举没有征得曾国藩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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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曾国藩不要钱之语说得如此之响，所以曾国华此次送钱回家，做得不声不响，而当此之际，曾家确实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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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出山领兵后，曾家的生活反而更紧张了。一是以前曾国藩每年还较为稳定地寄回家里一二百两，从军之后此项不增反减。二是曾家前后经历了祖父、祖母、曾母去世，旧时代大户人家办丧事是笔巨大的花费，往往会一下子掏空家底。三是曾国藩回家奔丧不久，在京妻儿家小都回到了湖南老家。曾家几兄弟这些年也纷纷给家族添人进口，曾家人口已经多达二十多人。曾家的体面乡绅生活本来就是苦撑面子，现在又平添了好几口人，生活更加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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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际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又要结婚，没有这笔钱，实在难以支持下去。此时曾国藩已带兵三年，积银万两，也非常正常。相信此举一定可以大大缓解曾家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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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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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眼里揉不得沙子到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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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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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未得到皇帝的信任，曾国藩带兵三年，一直未获督抚之权，孤悬客处，名不正，言不顺。加上他刚正严厉的作风与地方官员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厌相克，在各地官场都处处碰壁，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咸丰七年初，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未经皇帝批准径直回乡，并在随后的奏折中历数数年来办事之难，要求皇帝给予他明确的权力。没想到咸丰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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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灰溜溜地回到了乡下老家，心情极度恶劣。他反复阅读经史及老庄，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这一年多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对自己在官场中处处碰壁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结论是自己不按潜规则办事，原则性过强，得罪人过多。“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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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乡居，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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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弦易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金钱的态度。他反省道：“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从此他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宽松了很多。他说：“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退回到独善其身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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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不禁人之苟取，他有时还以金钱为诱饵，鼓动诸将。在攻安庆时，他教弟弟如何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大约不外平日结以厚情，临时啖以厚利，以期成安庆一篑之功耳。”曾国荃向他请教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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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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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虽称军纪严明，但自从出省作战之后，抢掠好货之风一直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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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曾国藩对于劫掠一直是严厉约束的，但再度出山之后，他却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劫掠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后期湘军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策略，就是以丰厚的战利品为诱饵，去鼓动将士们拼死攻城。这也是“临时啖以厚利”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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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湘军后期攻下坚城之后，每有劫掠之举，只要不太“过分”，曾国藩不会发言。鲍超一军甚至形成了每克一城允许大抢三天的习惯：“每克一城，许部曲掠三日。三日后则严戒，秋毫无犯。”〔63〕故《湘军志·筹饷篇》中说：“……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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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说，天京浩劫的直接制造者是曾国荃，背后的推手却是曾国藩的“啖以厚利”政策。当南京城中财物被湘军抢劫一空，朝廷下旨询问之时，曾国荃建议乃兄“勒令各营按名缴出（抢劫所得），以抵欠饷。”曾国藩却公然说：“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可见，再出之后的曾国藩乃是公然将破城后的抢劫视为“政体”所允许的收揽“士心”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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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军纪后来的败坏，与曾国藩这种由严到宽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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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灭粤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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