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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及李续宾兄弟做得过分，就没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尽可以捞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他不再要求自己的家族和自己一样，做艰苦卓绝的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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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以前曾国藩一直在外当官领兵，从未亲手经理家中银钱事务。家居时期他才了解到他领兵在外时，曾家经济上非常困难。家中日常用度，远比他想象的浩繁，仅靠土地收入根本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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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曾国藩要求家中保持寒素家风，但毕竟是二品大员之家，必要的体面不可减省。比如咸丰七年十一月底，曾国藩家居之时，逢曾国藩祖母之“冥寿”。老太太已经去世多年，在普通人家，已经根本没有纪念的必要。然而曾家还是以相当的规模操办了一番，来客多达二百余人。十二月初六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信中这样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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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九日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寿，共三十三席，来祭二十一堂。地方如王如一，如二，罗十，贺柏八，王训三，陈贵三等皆来。吉公子孙外房亦来。五席海参、羊肉、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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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时的乡村和今天的农村一样，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生活所费不多，人情来往倒是支出的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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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一段乡居，曾国藩才了解了父亲曾麟书和大弟曾国潢支撑这个家是多么不容易。他可以想象当初老父亲不敢向儿子开口，自己百计营求、左支右绌的情形，心中非常难受。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多次流露自己的痛悔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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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收各处银数百，而家用犹不甚充裕，然后知往岁余之不寄银回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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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而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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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信中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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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去年在家，见家中日用甚繁。因忆先大夫往年支持之苦，自悔不明事理，深亏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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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家庭经济上，他同样退到独善其身的底线，不因自己的坚持而牵累兄弟们改善生活的愿望。对于家中一些重大举动，曾国藩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味强调节俭。咸丰十年二月初惊闻叔父去世后，曾国藩写信给自己的两个弟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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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生平最好体面，此次一切从丰，六十四人大、诰封亭二事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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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弥补自己在父亲去世时“未能讲求”的“愧恨”。这种话曾国藩以前是不会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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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态度转变卸去了曾国荃的羁绳，让他在发财之路上任意驰骋。如前所述，湘军军饷本优，加上曾国藩“临时啖以厚利”的放纵抢劫政策，使曾国荃顺理成章地取代曾国潢，成了改变曾氏家族经济面貌的主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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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八月十五日，曾国荃以长围久困的铁桶战法，攻克了吉安府（城将破时，他自食其言，屠杀先期约降者数百人〔66〕）。这是曾国荃首次攻下大城。城破之后是否有大的抢劫行为，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但战后不久，曾国荃就差人送工资津贴什物回家，数量多得连曾国潢都有些惊讶。初出茅庐的曾国荃尚有些忸怩作态，生怕曾国潢责备他，在九月初六日给曾国潢写信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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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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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信中，曾国荃说明这次寄回家的钱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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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公夫等顺解二竿之数，皆库平原封也。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三百零两，系交弟妇，弟回时零用（送情）。并衣服、书籍、旗伞、夏布、什物等件，另列一单，往载说明，请仲兄大人饬令弟妇至腰里宅内，指点检拾妥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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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特别嘱咐，在搬运财物时“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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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吉安之后，曾国荃又攻陷景德镇、安庆、天京等数座名城。正如曾纪芬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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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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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侧面说明，每下一城，他都会发一次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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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袭故伎以长围之法攻破安庆。历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国荃部的抢劫的详细记载。据《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载，两位刚从安徽来的朋友（日记中称为“泳如”和“梁溪王春帆”）向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描述了曾国荃部入安庆后大杀大掠之状。他们说，城破之后，城内“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曾国荃的士兵在残酷杀害战俘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抢劫，“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以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垣劚地，至剖棺以求财物”。唯英王府“备督帅行署，中据年谱可知尚存物十七，余皆悬磬矣”〔67〕。至于曾国荃所获多少，无可推测。唯当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国荃又一次回到湘乡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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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曾国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抢劫，是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国荃攻陷天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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