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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怕影响曾氏兄弟声望外，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一重担忧：他担心太平天国即使镇压下去，天下仍难太平，另一场大乱随时可能到来。乱世之中，露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夫第的过程中，他一直竭力想限制其规模。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国荃所画的图样后，他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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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另起祠堂于雷家湾，而此仅作住屋，则不宜太宏丽。……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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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曾国藩此信之后，曾国荃回信蛮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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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间訾议，沅自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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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当然仍然“絮聒不休”。咸丰九年二月初三又写信详细解说乱世之际不可过于露财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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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则谓外间之訾议不足畏，而乱世之兵变，不可不虑，如江西近岁，凡富贵大屋，无一不焚，可为殷鉴。吾乡僻陋，眼界甚浅，稍有修造，已骇听闻，若太闳丽，则传播招尤，苟为一方首屈一指，则乱世恐难幸免。望弟再斟酌于丰俭之间，妥善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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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还以林则徐的例子加以讽喻，希望沅弟效此大人先生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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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老近来所办之事，无不惬当。银钱一事，取与均宜谨慎斟酌。今日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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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这些话，正在兴头中的曾国荃一律听不进去。在曾国藩的不断批评下，这座大宅越修越豪华。曾国藩也无可奈何，内心却十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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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中，曾国藩这样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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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胡富保信，内有与陈作梅密信，因作梅已赴江西，余拆阅。中言沅甫乡里之评，如此大非乱世所宜，公可密告涤丈箴规之云云。余因作梅在此数月，并未提及一字，不知所指何事。因问少荃曾闻作梅说及我家事否。少荃言曾闻作梅说及沅甫乡评不好。余细叩何事，渠言……沅甫起新屋，规模壮丽，有似会馆。所伐人家坟山大木，多有未经说明者。……睡后，细思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于造物之忌，而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惊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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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他闻听曾国荃又修建了“竟希公祠”后，再次去信，制止曾国荃修“星冈公祠”和“温甫、事恒两弟之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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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山嘴桥，稍嫌用钱太多。南塘竟希公祠宇，亦尽可不起。湖南作督抚者，不止我曾姓一家。每代起一祠堂，则别家恐无此例，为我曾姓所创见矣。沅弟有功于国，有功于家，干好万好；但规模太大，手笔太阔，将来难乎为继。吾与弟当随时斟酌，设法裁减。此时竟希公祠宇，业将告竣，成事不说；其星冈公祠及温甫、事恒两弟之祠，皆可不修，且待过十年之后再看（好从慢处来），至嘱至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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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弟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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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曾国荃总算是听从了，给了老兄一个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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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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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接触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曾国荃在天京大劫中到底收获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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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是南京之劫的罪魁祸首，这是他百口莫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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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南京有无圣库，诸人说法不一。假使如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这只能说明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不能由此证明经过长期围困的天京城内已经没有财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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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是晚清中国南方社会的一次财富大转移：“第一个阶段是太平天国在征战的过程中大量聚敛财富，东南一带的社会财富除毁于战乱的以外，其余大部分都被太平天国囊括而去。”〔71〕圣库虽然空虚，但诸将府中却往往金银似海。我们只看李秀成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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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拥有私产的确切数目无法计算，但在他的《自述》中有些脉络可寻。他在《自述》中曾多次讲到从他手中支出的钱粮数。这些支出，有的难以判断是公是私，仅将明显属于他私财的有具体数目两笔银钱珍宝账，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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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1863）秋在天京城中，李秀成以银米救济贫者。“开造册者七万余，穷苦人家各发洋钱二十元，米二担，俱到保堰领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领米，无力之家，各自领银作些小买卖救急。”以每人领二十元计算，七万余人就是十四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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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李秀成离开天京赴苏州时，天王不放他走，后来花钱买通上下得准出京：“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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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笔支出，就可以推算出他的财产是相当可观的。此外，他在天京和苏州城内尚各有一座王府。天京明瓦廊的忠王府史料记载“规模颇宏”，而苏州忠王府则至今仍然是名冠苏南的著名园林。当时率领淮军攻占苏州以后，李鸿章也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说其花园戏台“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72〕李秀成从1859年夏季封为忠王到1861年底占有苏、浙两省大片地区，不过两年时间，即迅速致富如此。太平天国后期高官的腐化与军纪之败坏可见一斑。我们很难相信，除李秀成外，南京城内外那些将领都是清廉之辈。事实上，在战火纷飞之际，许多太平军将领都效仿李秀成，在各自的驻地营造安乐窝。许多府第虽已被破坏了，但从遗迹上仍可看出当时的豪华程度。比如江苏金坛、傈阳以及浙江绍兴、金华等地所发现的王府遗迹都相当可观。〔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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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入城之前，湘军将帅都明确知道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74〕湘军上上下下对此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在此之前，之所以坚拒李鸿章来援，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担心李部来与他们争抢财物。曾国藩在致李鸿章信中就这样说：“恐……城下之日或争财物。”曾国荃对全军的这种心理状态，当然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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