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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当时由曾国藩派驻曾国荃军中“督导工作”，湘军屠城之惨状他记得非常真实，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的下述陈述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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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言及沅师收城时事”。师云：“‘本地人尚知感激，若非各营统领猎取无厌，岂非万全美事。’余云：‘沅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师云：‘沅浦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事体安得不糟，见闻安得不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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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和曾国藩聊起曾国荃攻天京后的事。“谈问沅师收城时事。余曰，沅师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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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种说法，虽然部下后来向他进贡必不能免，但当时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把手伸向子女玉帛。因此，曾国荃在天京之劫中虽有所收获，但绝不是湘军中收获最多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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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赵烈文以外，还有一些人为曾国荃辩解，他们所言，大抵也有说服力。比如说此为“诬蔑不经之词。其兄弟皆总师多历年所，而国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其姻娅曹襄纪为予言之最详，湘绮先生亦谓曾氏昆季皆非富”。〔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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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能轻易套在曾国荃头上，因为仅凭合法收入，曾国荃就可以把他的家产说得很清楚。曾国荃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都是湘军重要统帅，如果按前文所算年收入五千四百两计，六年收入三万二千四百两。这与“国荃甲子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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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传曾国荃家产百万，那已经是他担任总督多年之后的事了。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湘乡两曾之富，文正逊于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徐）花农（琪）兄之次女杏文适忠襄之嫡长孙慕陶侍郎，尝言：‘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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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年谱载，曾家原有土地一百余亩。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荃“号有田百顷”〔81〕。郭嵩焘在驳斥王闿运《湘军志》时说过：“曾国荃亦无百顷田。”百顷为一万亩，不过百顷，则其田产不过几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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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六年之后，曾国荃还当过数任巡抚，以及接近七年（光绪十年至十六年）的两江总督。按照当时大家流传的关于总督一级每年陋规收入的算法，所得当在二百万以上。曾国荃一生积蓄百万，不能说贪污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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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名人小传上还进行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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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煊赫，使已亦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眷劾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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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曾国荃在任湖北巡抚时曾经弹劾官文挪用公款的事。当时官文势力很大，如果曾国荃自己手脚不干净，他怎么敢以此为突破口攻击官文？其后官文的党羽佛尔国眷弹劾曾国荃，也没说曾国荃贪污。由此可知传说之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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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以上数层，我们可以确定，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平心而论，曾国荃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也以“读书人”自居。虽然对曾国藩的话每多违抗，但如果说他贪婪到不顾名节，丧心病狂，也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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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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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关于曾九暴富的传说会满天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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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原因是曾国荃那屡屡为曾国藩所批评的粗豪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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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曾对赵烈文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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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七年，（曾国藩）乡居在家。纪泽之妻病，其母自省城来视，欲买高丽参。曾家人问，乡僻无上药，既自省垣来，何反求之下邑耶？对曰，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国藩初不信，派人探问，则果有其事。老九在省买高丽参数十斤，临行装一竹箱，令人担负而走，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亦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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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多次批评曾国荃不拘小节，做事太拙，太过露财，容易贻人口实。比如为了造屋，他强买百姓家的大树，花钱不少，结怨也多。“吾乡中无大木，有必坟树。或屋舍旁多年之物，人藉以为荫。多不愿卖。余弟已必给重价为之，使令者则从而武断之。树皆松木，油多易蠹，非屋材，人间值一缗者，往往至二十缗，复载怨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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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又说，曾国荃买田得地，强求整片结方，如若曾家田地中夹有他姓田地，必重价购致，“不愿则强之”，“大遗口舌”。〔82〕曾国藩感慨地说：“故湘中宦成归者如李石湖，罗素溪辈买田何啻数倍舍弟，而人皆不以为言。舍弟则大遗口舌，其巧拙何盖有如天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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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奈不论曾国藩怎么苦劝，曾国荃就是不改，以致其贪名早已为湘军上下所知。这些传闻也通过种种途径，传到朝中那些关注湘军一举一动的人耳中。天京城破之后，曾国荃又做出这样一件骇人听闻之事：“尝见沅师专弁入京，以八百金购笺纸，京中为之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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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八百两银子买几张信纸，这事，确实也只有曾国荃能做得出来。而仅凭这一桩事，曾国荃的贪名，就可以为京中名公巨卿们所确认了。所以曾国荃所获恶评极多，“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镃货尽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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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之劫后，曾国荃的贪名恶名已经遍及天下，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对他充满恶感。李鸿章说：“沅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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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提醒他注意名誉的那些规劝，此时看来成了先见之明。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漫天箕口复纵横”。攻陷南京后，他当天夜里就兴冲冲上奏报捷，满以为会讨到头奖，不料挨到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这显然是朝廷节外生枝，有意苛求。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数日之后，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83〕这无疑是说，曾国荃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寥寥数语，已经暗伏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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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处死李秀成之后，“群言益欢，争指目曾国荃”，大家都纷纷讥评曾国荃。“国荃自悲艰苦负时谤，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镃货尽入军中，左宗棠、沈葆桢每上奏，多镌讥江南军。”〔84〕曾国荃心情极差，而老将多隆阿等人欲告退时，人们都疑心是与曾国荃不和，纷纷传扬曾国荃在金陵发了多少财。左宗棠、沈葆桢上奏之时，也屡屡批评曾国荃部的军纪。朝廷因此想令曾国荃离开军营，又不想让他赴浙江巡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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