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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的薪俸，再加上巨大的灰色空间，使湘军将领，不论清廉与否，都迅速发家致富。“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连大舟，四出营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89〕征战十余年后，湘军将领“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货殆百数，当领未发之饷辄公输县官，计银动数十万”〔90〕。就是说有十万家产的可达一百人之多，许多人的欠饷后来捐给国家，动辄几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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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城破之后，大批湘军将领荣归故里，长沙城内顿时“甲等峥嵘”、“簪缨叠起”，新增“宫保第”十三家之多。〔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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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一县更是翻天覆地。许多湘乡将领纷纷回乡置田建庄。除了曾国荃外，黄田乡章合才，官至提督，在白田一带置田六千余亩。同治三年至光绪三年，建成一百零八间和九十四间的庄园各一栋。横洲乡陈湜将金银财物船运至家，置田数千亩，人称“陈百万”。湘潭的郭松林，因战功被封一等轻车都尉，“出军中获资，置田宅值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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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风俗原本淳朴，耕农之余，游闲甚少。然自军功绅士成批涌现之后，长沙府县之人则“衣必绮罗，出必舆马，宴客必珍味，居处必雕几。故近市镇而拥素封者间亦有之”〔92〕。湘潭“及寇平，诸将拥资还，博戏倡优相高以侈糜。尝一度输银至巨万，明日举典商部帖尝之，传以为豪”。〔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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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士子杨恩寿在其日记中记载过的一件旅途逸事也说明了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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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子湘乡人矣，昨夜高仆与之谈乡曲事。渠盛夸湘乡之以军功得显秩者以千计，并言：某公由负贩起，今则买田万顷矣！某公由厮养起，今则买田万顷矣。科甲某公连岁买田不下十万，近犹出重价以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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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个逻辑，曾国藩应该成为湖南最大的富翁了吧？并非如此。上述引用的日记中接下来说：“高仆曰：‘之数人者，皆拔自曾中堂乎？’则应曰，诺。高仆曰，然则中堂之田，不更不可以坵亩计乎？舟子骤然改容曰，子失言。子不知中堂固清官乎？依然祖遗之业四百石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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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湘军起家的这一批新绅士中，只有曾国藩一人保持了旧乡绅的道德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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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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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之后，虽然允许曾国荃适当捞钱，曾国藩自己却固守初心，不改前辙。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致澄弟、季弟的信中说，兄弟们想分给他的几处产业，他都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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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守旧规不敢少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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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兄弟分家，是由曾国藩力主的。盖因大家族在一起，吃穿用度，相互攀比，加以吃大锅饭，各支没有节俭的动力，因此他在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致澄沅季弟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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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家中用度，断不可不分。凡吃药、染布及在省在县托买货物，若不分开，则彼此以多为贵，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象也。千万求澄弟分别用度，力求节省。吾断不于分开后私寄银钱，凡寄一钱，皆由澄弟手经过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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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底分家，曾国藩分得“黄金堂”宅院，因为他屡次严命弟弟不可为他添买田产，所以只分到田五十五亩。曾国藩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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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连普通舟子，提到曾国藩之清廉，都“骤然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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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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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既清又浊的两江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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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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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的权力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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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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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终于当上了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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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天，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江浙糜烂。湘军成了咸丰皇帝手里最后一张牌。无可奈何之下，咸丰只得把那顶一直舍不得的官帽，授予了曾国藩。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朝廷任命曾国藩“署两江总督”，也就是代理两江总督（同时按惯例“加兵部尚书衔”）。六月二十四日实授（又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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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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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品级上说，曾国藩的侍郎身份和各省总督都是正二品，所以早自道光二十九年，他就和总督平级了。但是，作为穷京官，侍郎们和总督的实权实在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