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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如果大致以一百两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合成月薪约为两千五百八十三元。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二千五百一十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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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顺治年间，国家考虑到总督生活的实际需要，还给他几种补贴：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案衣什物银、修宅什物银诸项，这部分合而计之为五百八十八两，是基本工资的四倍左右〔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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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百八十八两，对一位总督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花用，况且三藩之乱起，国家财政紧张，大部分补贴又取消了。因此从雍正时期起，皇帝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重大补贴，叫“养廉银”。乾隆十二年，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100〕，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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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此一项，比起穷京官岁月，就已经是翻天覆地，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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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张仲礼先生说，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101〕。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如果以一两白银折合一百八十元人民币计，可达三千二百四十万元人民币。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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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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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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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曾国藩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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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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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顶级富人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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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成为总督半年后，曾国藩写信给曾国潢，重申他不置家产的信条。因为曾国藩兄弟已经分家，他不好对兄弟们提出要求，只要求曾国潢别帮“黄金堂”，也就是自己一家“买田起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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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黄金堂买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特此预告贤弟，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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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曾国潢切遵此谕，他的话说得坚决彻底，如果曾国潢真的给他添了田产，他就要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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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但令世界略得太平、大局略有挽回，我家断不怕没饭吃。若大局难挽，劫数难逃，则田产愈多指摘愈众，银钱愈多抢劫愈甚，亦何益之有哉？嗣后黄金堂如添置田产，余即以公牍捐于湘乡宾兴堂，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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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旦成为督抚，肯定有无数亲友期望来攀附这个权力中心。事实上，绝大多数督抚身后都隐藏着一个家族性的牟利集团。曾国藩未雨绸缪，通过这封信对家族成员严加约束，防止曾氏家族蹈常袭故。对自己一支如此严峻，其实也暗示了对其他几支同样的期望，只是这话不好明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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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这封信同时，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对曾国葆提出批评，因为他给纪泽的路费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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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由曾国藩的大营回湖南老家，路过曾国葆所在的安庆。曾国葆怕纪泽的路费不够，又给了纪泽一些钱。曾国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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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弟赐纪泽途费太多。余给以二百金，实不为少。余在京十四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虽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前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不深信，犹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诰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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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祁门回湖南，对于一介平民来说，二百两的路费固然不少。但对于一位总督公子来说，一路应酬使费，并不充裕。曾国葆资助一些，也是人之常情。曾国藩却不依不饶，写信切责。这何尝不是一种敲打，弦外之音是提醒弟弟们保持清廉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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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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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家中没有增田置产，江南营中，曾国藩的生活起居也和做总督前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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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京城之后，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之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穿衣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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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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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同治二年，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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