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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后，清代物价大幅上涨，“雍正时期和乾隆末嘉庆初的价格差异巨大，根据整个十八世纪官员的零星记录，王业键估算出这一时期物价差不多增长了三倍。”而乾隆嘉庆等皇帝未能继承雍正的改革精神，拒不提高养廉银数额，导致官员们的收支又一次出现明显的不平衡。“……通货膨胀对火耗归公改革的影响不可低估。官员生活支出增加，但养廉额不变，使得官员极为紧张。”〔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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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陋规制度不可避免地复活了。“当大员们发现自己实际的收入在减少，他们就开始将开销重担转嫁到属下身上，如同火耗归公前一样，公差官员开始责令他们路经地界的官员供应食物、炭薪、仆人、车马、宴请以及规礼。”到了嘉庆以后，各种陋规全面复活，数量上则比改革以前还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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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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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时代，各省陋规数额比康熙时代还要巨大。金安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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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费收入）以两江总督为最，一年三十万。淮南盐务居其一，各关备贡居其一，养廉公费居其一，皆用印文解送，不以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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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时代，规费最多的总督也不过二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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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时期，“规费”的制度化倾向更加明显。首先，这三十万中，并未包括私人礼金。其次，金安清说得很清楚：这三十万巨款，“皆用印文解送，不以为私”。也就是说，这些钱都是各衙门公开以正式印文解送的方式，送到总督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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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很显然，这三十万巨款中绝大多数起码在表面上是用于公务的，否则不可能送得如此光明正大。因此，把这三十万都算成曾国藩的个人收入，肯定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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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时代，吏治出现两种并存的走势。一种是大部分官员都借陋规拼命营私，吏治因此走向极度败坏。李鸿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晚清陋规横行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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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以贿成，婪索相竞。自大府以至牧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寿有贺仪，到任有规礼，补缺署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街市铺户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沿，不以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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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则是一批立志挽救国家于危亡的名臣比如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桢等，力图在可能范围内解决陋规问题，以澄清吏治。其中曾国藩的作为也是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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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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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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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认为天下一切问题根子都在吏治。从1850年至1851年，曾国藩先后上呈的几道著名奏折，即《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其矛头都是直指吏治状况。他说，吏治到今天已经坏于极点，要挽救帝国危局，就必须从吏治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务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苏。”问题是，那时他是一介京官，只有发言权，没有行动权。而如今，他成了地方大吏，终于可以对吏治采取切实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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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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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上讲究“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在任何时代都是个需要认真斟酌一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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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升任两江总督二十六天后，曾国藩由宿松沿江东下，前往祁门。这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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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曾国藩经过湘军水师控制的长江。湘军官兵盼着大帅成为总督，眼睛都盼蓝了。如今曾国藩如愿以偿，湘军的日子也肯定要比以前好过多了。湘军上下都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迎送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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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场迎送和宴请之隆重，史上有名。对许多地处交通要道的地方官来说，他们最繁重的工作不是处理政务，而是迎来送往。早在顺治时期，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就在一份奏折中说，地方官的精力，百分之七十都用于应酬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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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司十分精神，三分办政事，七分奉上官。〔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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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应酬之中，有许多精细的“尺寸”，比如上级来视察，地方官要出城多少里迎接，来到之后，用什么级别的宴席款待，安排几次听戏，临走时送多少红包，都按级别大小、事体轻重、关系远近，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张集馨在他的自叙年谱中对此有一段具体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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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处交通要道，……每当有官员路过，陕西粮道都要随西安将军、陕西巡抚等在官厅举行迎接仪式，……每次迎接的规格，是请两班戏，安排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须用燕窝烧烤，中席也要有鱼翅海参。西安这个地方活鱼很难得，大鱼一尾，要值四五千文，这道菜是上席五桌断不能少的。其他如白鳝、鹿尾等，都是贵重难得之物，也必须设法购求，否则就要说粮道太小气。每次戏筵散后，不管冬天夏天，总要到午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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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离开时，本地官员又要到城西公同欢送，并且要送盘缠。盘缠送得多少，要看对方官职之尊卑。一般来说，每次宴会，连请戏班、赏下人、办酒席等等，总要二百余两银子，盘缠在外。〔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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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集馨说自己的从政岁月，主要都花在了迎来送往、听戏请客、花天酒地上了：“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因为来往的官员实在太多了，所以根本无法休息：“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同僚之间，也需要经常以宴会来联络感情：“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许多官员因此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里，喝坏了官风，喝坏了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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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情况，朝廷当然是三令五申，严厉禁止。禁止官员公款吃喝迎送的上谕每朝都要发上几道，而且每道说的都是那么痛切，有的说：“抚按旧习，迎送往来，交际馈遗，实为可恨。”有的说：“各衙门官员，拜往宴会，旷职营私，明季弊习，深可痛恨。著都察院严行禁饬，有故违者，该城御史呈报纠参，隐徇者并治。”有的上谕甚至规定，御史出巡，必须“减驺从以恤驿困，禁铺设以纾民力，拒参谒以杜逢迎”，“如不恪遵力行，一经发觉，必行重处”。光从字面上看，朝廷对这个问题态度不可谓不坚决，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些“天语玉音”几乎没有一个字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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