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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巡捕和签押，也都炙手可热。巡捕既负责带领官员进参见总督，下级官员势必要向他打听总督的喜怒好恶。这就会有一笔好处费。至于“签押”，有权在“签押房”中为官员初步处理文件，分出种类，拈出轻重缓急，其中可操作的寻租空间，更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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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工作人员的重要和关键，比今天领导身边的秘书和司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对地方官员很容易颐指气使，要想在地方官场上办点私事也易如反掌。所以曾国藩才专门写了这样一篇约章，对他们进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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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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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迎送，不大吃大喝，不收礼品，管好身边人员，这些对于吏治来说，虽然重要，但毕竟都是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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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整顿吏治最核心的举措是挑战陋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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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最大的害处还不是败坏了官风，而是把老百姓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羊毛出在羊身上，各级官员直至办事人员的“陋规”都直接出自百姓的血汗。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各地的“附加税”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比如江苏省在咸丰前期，一石大米值二千文钱。也就是说，如果给国家交一石米的漕粮，老百姓本来只需要交二千文钱就行了。但是官府却层层加码，各地需要交八千、十千至十八千文不等，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三倍至八倍不等。〔137〕当时就有人说：“江南必反于漕。”〔138〕果然，太平军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贫民纷纷随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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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兴名臣”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推动减轻百姓负担的问题。最早行动起来的是湖南省，因为湖南是太平军最早撤出的省份。咸丰七年，湖北战乱初步平息，胡林翼对一度被太平军占领的那些州县也进行减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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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裁除陋规，减轻百姓负担，也是在太平军撤出之后逐步推进的。同治元年（1862），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参照湖南、湖北的做法，开始了本省的减负改革。江西省田赋的附加税率，原来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到百分之一百七十之间（收地丁银一两，或收银一两二三钱至六七钱，或收钱一二百文至二千一二百文不等）。漕米则收一石米，要加收二三斗至五六或七八斗不等。如果改收银两，则每石米收银二三两至四五两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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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沈葆桢商量之后，决定自同治元年起，将田赋附加税率定为百分之五十，漕米每石改收二两白银。据布政使李桓估计，改革之后，每年可为老姓减负一百多万两：“此次新章核扣，每年复可为民间节省银一百万余两，为军饷共筹银三十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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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陋规”。江西和其他省一样，“至于馈赠陋规，到任者则有上司各衙门之供应、门包，年例则有本管知府之节寿、月礼。收漕则有粮道、本府同寅文武、地方绅士之陋规与大漕馆、干修等名目。此外尚有一切随时零星馈赠之款”，“皆百余年之积弊，习为固然者也”。曾国藩与沈葆桢“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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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首次尝试，曾国藩不久之后发现，这次减税改革搞得过于激进了。如此大规模地降低附加税后，各州县收入顿减，许多地方行政开支没有着落。“1863年6月，曾国藩在描述江西局势时说：‘州县之入款顿绌，而出款则不少减。牧令深以为不便，而绅民于大减之后仍尔催征不前。’1863年期间湘军军费增加，此事使曾国藩越加后悔不该把江西省田赋税率定得偏低。”〔139〕改革的不良后果使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陋规”存在的部分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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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1863）五月，江苏大部已经收复，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研究江苏的减税问题。鉴于江西经验，江苏的陋规裁革力度没有江西的大，对于原有的陋规，部分裁革，更多的则予以保留。“只期只敷办公，不准逾额浮收。”改革之后，江苏的漕粮负担只减去了百分之二十七，幅度远较江西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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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战争耗尽了曾国藩的心力。越到晚年，他对官场上的陋俗越持“浑和宽容”的态度。这种心态使得他不能下定决心，从根本上重新厘定陋规，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财政体系。他认为陋规形成多年，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纠结难分，只能因势利导。他说：“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所谓‘除去泰甚’者耳。”〔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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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的减赋政策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功不可没。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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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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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是对官员的任用和管理。有治人无治法，是传统政治的不变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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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祁门之后，曾国藩立刻派出幕僚，秘密考察两江地区所有高级官员（府道以上）的优劣。同时，他又要求副省级和道员级官员们汇报自己属下官员的情况。他还仿效唐代武则天之法，在衙门口置一木匦，名为举劾箱。〔141〕号召所有军民人等，举报贪污不法官员，总督衙门对举报人严加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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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番考察，曾国藩认为两江地区急需从外地调来几位高素质的官员，来作为本地官场的楷模，为此他写信给胡林翼等好友，请他们推荐好官：“唯须得极清廉极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声。”他甚至想把安徽省北部的地方官全都换掉，为此写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县，一一皆请公以夹袋中人才换之，俟当附片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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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任总督的第一天起，他就不厌其烦地一再告诫属下地方官保持清廉。郭某出任庐江县令，他在其禀帖上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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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兵之后，民困未苏，亦须加意抚循，不可稍涉苛扰。该令以书生初历仕途，惟俭可以养廉，惟廉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临别叮嘱之言，千万勿忘！〔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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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县令周文甫到任，曾国藩在同日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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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令初次做官，未染宦途习气，尤宜保守初心。无论作至何等大官，终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励，如天地之阳气，万物赖之以发生，否则凋枯矣；如妇女之贞节，众人因之以敬重，否则轻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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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卓怀的禀文上，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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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该署令颇能从此著力，案到即办，是勤于治事也。严禁需索，是廉以持己也。至除暴所以安良，原不可稍存姑息。如医者攻治邪毒，即所以培养元气。但须察得仔细，办得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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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州县官自己应该“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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