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12643
太平天国战争耗尽了曾国藩的心力。越到晚年，他对官场上的陋俗越持“浑和宽容”的态度。这种心态使得他不能下定决心，从根本上重新厘定陋规，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财政体系。他认为陋规形成多年，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纠结难分，只能因势利导。他说：“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所谓‘除去泰甚’者耳。”〔140〕
1705912644
1705912645
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的减赋政策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功不可没。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
1705912646
1705912647
六
1705912648
1705912649
吏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是对官员的任用和管理。有治人无治法，是传统政治的不变信条。
1705912650
1705912651
到达祁门之后，曾国藩立刻派出幕僚，秘密考察两江地区所有高级官员（府道以上）的优劣。同时，他又要求副省级和道员级官员们汇报自己属下官员的情况。他还仿效唐代武则天之法，在衙门口置一木匦，名为举劾箱。〔141〕号召所有军民人等，举报贪污不法官员，总督衙门对举报人严加保护。
1705912652
1705912653
通过一番考察，曾国藩认为两江地区急需从外地调来几位高素质的官员，来作为本地官场的楷模，为此他写信给胡林翼等好友，请他们推荐好官：“唯须得极清廉极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声。”他甚至想把安徽省北部的地方官全都换掉，为此写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县，一一皆请公以夹袋中人才换之，俟当附片奏之。”
1705912654
1705912655
从出任总督的第一天起，他就不厌其烦地一再告诫属下地方官保持清廉。郭某出任庐江县令，他在其禀帖上批道：
1705912656
1705912657
大兵之后，民困未苏，亦须加意抚循，不可稍涉苛扰。该令以书生初历仕途，惟俭可以养廉，惟廉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临别叮嘱之言，千万勿忘！〔142〕
1705912658
1705912659
望江县令周文甫到任，曾国藩在同日批示：
1705912660
1705912661
该令初次做官，未染宦途习气，尤宜保守初心。无论作至何等大官，终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励，如天地之阳气，万物赖之以发生，否则凋枯矣；如妇女之贞节，众人因之以敬重，否则轻贱矣。
1705912662
1705912663
在冯卓怀的禀文上，他这样写道：
1705912664
1705912665
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该署令颇能从此著力，案到即办，是勤于治事也。严禁需索，是廉以持己也。至除暴所以安良，原不可稍存姑息。如医者攻治邪毒，即所以培养元气。但须察得仔细，办得真耳。
1705912666
1705912667
他要求州县官自己应该“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
1705912668
1705912669
虽然对官场进行了一番洗汰，但曾国藩对两江地区的官员整体素质一直不满意。同治元年（1862），他在给安徽巡抚李续宜的信中说：“他选用的州县官员‘皆不惬物望’，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称意之选’。”〔143〕这反映了大清帝国晚期吏治极度败坏之下官员素质的整体陷落。因此，曾国藩只能降格以求，以能找到“中材”为满足。到同治二年夏初，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还认为自任总督以来，“吏治毫无起色，可愧之至”。
1705912670
1705912671
七
1705912672
1705912673
直到调任直隶总督后，曾国藩才发现，和这个天子脚下的省份比起来，两江地区的地方官素质还是很高的。
1705912674
1705912675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成为天下各省督抚之首。在赴保定就任途中，曾国藩一路留心考察直隶的吏治，结果令他十分惊讶。他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144〕，“此间吏治极坏”。
1705912676
1705912677
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这样汇报：
1705912678
1705912679
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余，未曾升堂一次，讯诘一案者。又因连年用兵，差徭甚重，大户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掳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
1705912680
1705912681
曾国藩决心痛加整顿，“大加参劾”，“严立法禁，违者重惩”。他对朋友们说，自己“素非苛刻者流”，这样做实在是迫不得已，“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
1705912682
1705912683
在对属下官员们进行深入考察了解之后，曾国藩于同治八年（1869）四月将第一批应参应举之员汇奏朝廷。这次参劾的十一名劣员均为知县、知府以上官吏，其主要劣迹或是“性情卑鄙，操守不洁”，或是“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或是“专事夤缘，贪而多诈”，或是“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是“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或是“疏慵不理公事，……浮收勒派，贪名久著”。与此同时，又保举十名“贤员”。
1705912684
1705912685
九月上旬，他又递上第二批举劾官员的名单，包括参劾劣员八名，保举贤员九名。
1705912686
1705912687
汰换官员之外，曾国藩整顿直隶吏治的另一个着力点是清理积案。直省“风气甚坏”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各级官员懒于公事，极善拖延。曾国藩发现到同治八年（1869）旧历三月底止，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仅保定府衙门中由朝廷交下来处理的重大京控上访（即直接上告到京师大理寺、刑部、都察院等衙门的案件，这些案件一般都发回当事的省份处理）案件就达一百三十余件。这些案件，有延搁二三年的，有一拖就是八九年者。曾国藩说：“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
1705912688
1705912689
曾国藩接印视事仅有一个月时间后，就拿出了积案处理方案：《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及《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在他的严厉督促下，整个直隶官场迅速行动起来。到同治九年二月初二日，也就是曾国藩接直隶总督印一年后，曾国藩奏报说，已经结清了同治七年（1868）以前的旧案一万两千零七十四件，同治八年以来的新案两万八千一百二十一件；现在旧案只剩九十五件，新案只剩两千九百四十件。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将这三万余件复杂的新旧案件迅速结案，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见曾国藩付出心血之巨大。接印半个月后，他在家书中这样告诉儿子曾纪泽：“吾自初二接印，至今半月，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无要紧者，皆刑名案件，与六部例稿相似，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做官如此，真味同嚼魅矣。”接印一个月后又说：“余近日所治之事，刑名居其大半。竟日披阅公牍，无复读书之暇。”
1705912690
1705912691
曾国藩拼了老命，直隶官风也大为改观，然而，曾国藩并不满意。他说：“年内两次举劾，虽舆论尚谓不谬，而官场习气全未转移。”就在曾国藩准备将整顿吏治进行到底之际，发生了“天津教案”。之后他又调回两江总督原任，直隶吏治整顿半途而废。
1705912692
[
上一页 ]
[ :1.70591264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