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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直隶总督主要个人收入为养廉银一万五千两，此外还盐规二万两。这二万两盐规，就好比两江的缉私经费，是供给总督个人花用的。因此总督的收入来源总计三万五千两。而曾国藩自己测算每年需花掉二万二三千两，这样，每年还可以省下一万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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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计每年出款须用二万二三千金，除养廉外，只须用盐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万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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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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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共存了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在北京只花掉了两万，还剩下一万怎么办呢？按官场惯例，这一万多，曾国藩完全可以携归家里。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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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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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否则于***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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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家里实在需要花钱，可以用一些。否则，临全家北上时，想办法捐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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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又提了两个“散掉”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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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于此二万外不可再取丝毫。尔密商之作梅先生、雨亭方伯（布政使），设法用去。”他说，可以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善后局的零用，一是作为报销局的部费。他特别嘱咐，不能捐为慈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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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捏作善后局之零用，或留作报销局之部费，不可捐为善举费。至嘱至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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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捐为善举呢？因为这样就会被人所知，曾国藩平生认为，“凡散财最忌有名”，“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所以“总不可使一人知也”。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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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三，他在给纪泽的信中又一次明确了这笔钱的处理办法，那就是全部用于军费报销的“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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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路粮台所存缉私经费，除在京兑用二万外，计尚有万馀金，即存台作为报销养部费。除雨亭、作梅、少岩外，别不使一人知之，最不着迹。此外淮北公费尚有应解余者（十月间书办曾拟札稿去提，余未判行），将来亦作报销部费。余奏调七人中或有缺途费者，在其中提送若干，请雨、梅酌度（多者不得过二百）。此外不更动用丝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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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这封信判断，那八万两报销部费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曾国藩本可纳入私囊的“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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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据方宗诚说，曾国藩剩下的这笔钱，有一部分后来用于购买赈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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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办公费则尽存粮台，非公事不动用。向来总督去任时，此款皆入宦囊，公则仍留为慈善之用。移节直隶后，安徽有灾，买米赈之，皆此款也。〔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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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种说法，曾国藩又改了主意。由于没有第一手资料，这笔钱最后到底怎么用掉的，现在无法提供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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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待了不到两年，回任两江时，他发现自己积攒了“俸馀三万金上下”。这笔钱他一部分要带进京中作为“别敬”及其他应酬费用，除此还有剩余。比如在直隶总督陋规项下，还有一项没花掉的钱，叫“盐吏占费”，大约一千多两，他也不打算纳入私囊，而是像以前一样以散钱为处理之法：“盐吏占费将馀千金，余不欲以之肥私，可以四百捐育婴堂，馀分给诸人（五巡捕各五十，内戈什各三十，外戈什及上房仆婢酌分）。”〔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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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曾国藩像每个帝国地方官员一样，建有自己的小金库。但是小金库中的结余，他并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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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养廉，则没有什么结余。在任总督的前几年，曾府内人口较少，每年花不掉的养廉银，曾国藩往往以之济助亲友，甚至素不相识之人，不做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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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故旧极有恩谊。仁和邵位西员外懿辰殉节杭州，妻子亡出，公招致安庆养之，并延师课其子。石埭沈怀卿明府衍庆殉节于鄱阳县任，与公实未面也。公念其忠义，岁馈金周其家。绩溪周志甫明经成，公聘任忠义局修志者也，既卒，公亦厚恤之，并教育其诸子。其他忠义之士，虽不相识，闻其贫，皆资助之。而所费则分廉俸为之，绝不用军需公款也。〔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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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曾国藩对旧人极重感情。朋友邵懿辰殉难后，他的妻子没有依靠，曾国藩把她接到安庆供养，并且请教师教其子。沈衍庆本来与曾国藩素昧平生，他殉职后，曾国藩感其忠义，怜其家贫，每年都给他家寄钱。周成是曾国藩下属忠义局的工作人员，死后曾国藩也厚加抚恤，并且承担起了他几个孩子的教育责任。做这些事，都用的是养廉和薪俸，绝不动用军需和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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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身后没什么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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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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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拒绝将小金库余款和多余的养廉搬回家中，是因为曾国藩不打算留下金钱作为遗产。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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