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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此事后,曾国藩对风水之说的迷信度大涨。咸丰七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委军回家,将父亲葬于周壁冲。不过时间仓促,葬地未经充分选择,葬后有风水师说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对这个葬地“实不放心”。虽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遗训,但曾国藩却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先后请过朱尧阶、刘为章、杜茂才、许九霞等多位有名的“地师”为父亲选择另葬之地。无如千挑万选后,还是没挑到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吉地”。曾国藩在家信中郁闷地说,“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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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出山,离开家乡时仍然为没有为父亲找到理想葬地而遗憾:“先大夫、太夫人葬地实不放心。……余于亲在日,不克笃一日之孝养;亲没之后,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灵。”因此嘱咐弟弟们再接再厉,甚至命曾国葆自学风水之说,必将父亲迁葬于大吉大利之地方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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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弟向不信风水之说,洪弟在家无事,可留心学习,为二亲求一佳城,不必为子孙富贵功名,但求山环水抱,略有生气,俾二亲之体魄少安,即子孙之福荫亦未始不在其中。……诸弟若能尽心竭力肩任此事,则余寸心之疚可少释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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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此时对风水之说,确是笃信非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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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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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作为“千古完人”、“理学宗师”,曾国藩如此热衷风水,似乎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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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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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风水鬼神,是理学家的本分之事。换句话说,“风水鬼神”是“理学”庞大体系之内的一个光明正大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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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儒学“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同,理学家们偏偏爱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这样的大命题。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理学兴起的原动力是为了与佛教抗衡。佛教理论宏阔奢华,特别是详尽解释了人死后何去何从这个大问题,吸引了大批信众。儒教要想与之争锋,就要求冲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局限,介入天道、性命的领域,建立一个可以解释一切宇宙现象的理论体系。第二,儒家学说建立在宗法传统之上,异常强调慎终追远的意义,对祠堂里的那块冷猪肉特别当回事。孔子虽然敬鬼神而远之,却不敢直接否认鬼神的存在。否则,冷猪肉岂不是形同虚设?以光大孔子思想,弥补孔子之不足为己任,发誓要“格”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理学家们,因此对“鬼、神”现象不得不“格”得格外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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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今人“格”物,可以站在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们的肩膀上。而曾国藩只能站在孔子和朱熹们的肩膀上。孔子和朱熹们当然也很高明,不过中世纪及其以前的智慧与近代知识体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朱熹以“格物致知”闻名,也就是说,提倡通过研究具体事物得出普遍真理。这听起来是很现代的观念,问题是他的操作思路实在太前现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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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们来看看他格物的一项成果。他说他通过研究生物头部的朝向,弄明白了人、动物、植物的本质区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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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头)横生,草木头向下,尾反在上。物物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乌之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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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天圆地方。人的头是圆的,像天。脚是方的,像地。人直立在天地之间,头顶天,脚踏地,所以能接受天地之正气,有知识,识道理。而其他动物足虽向下,头却向前而不向天,所以只接受了天地之偏气,只通得一路知识。比如乌鸦只知道孝顺(古人传说乌鸦能反哺),獭只会祭祀(獭喜欢将鱼排列在岸上,古人以为是在祭祀),狗只知道看家,牛只知道种地。而草木就更完了,头(根)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乌漆麻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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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格出来的“道理”。站在他老人家肩膀上,你能指望看多远?怪不得王阳明格竹子,格了整整七天,除了一场大病,什么也没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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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水平去“究天人之际”,当然力所不逮。无力解释而又强作解人,理学最后只好发明了“气类相感”理论。而这“气类相感”的理论,和风水理论又恰好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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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认为,万物都是由太极之气演化而成。既然都是气,就可以“相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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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以此来解释鬼神的存在。他说,和宇宙万物一样,人也是由气凝聚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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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间,只是此一气耳。来者为神,往者为鬼。譬如一身,生者为神,死者为鬼,皆一气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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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了,魂魄之气并非一下子就散尽,而是慢慢消失归并到大化流行之中的。而子孙与祖先同此一气,血气贯通,没消失前,是可以感应到子孙的祭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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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聚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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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的鬼神观,与朱子大致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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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的原理,似乎很复杂,又似乎很简单。既然人死后“灵气”并不会马上消灭,那么必然会存在于空中某处。所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10〕。可以藏聚于“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处,并能福荫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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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就是这样解释风水的。朱熹认为,在一个能藏聚天地祥和灵秀之气的地方建设住宅或者坟墓,对生人的精神状态和死者的灵魂安宁都会有良好的影响。宋孝宗死后,朱熹被新君赵扩召请入都。在受命那天,朱熹就上了《孝宗山陵议状》,主张举全国术士之力,为孝宗找一个好坟地,因为皇帝山陵是关乎“垂裕后昆,永永无极”的国家大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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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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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风水之说毕竟过于缥缈荒唐,理学内部众多派别对风水因此一直争论不断。理学的基本理路是人只需体认内心的天理,并循理而行,本不必惧怕和祈助什么外在的神异。从这一点看,理学具有一定的“理性主义”品格。张载就对风水之说嗤之以鼻:“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12〕程颐也认为,葬地只要满足以下五个条件就可以了:“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13〕想通过风水发家兴运,乃“后代阴阳家流”的“诡异之说”。然而,毕竟朱子对后世影响最大。风水之说虽然发轫甚早,却是在宋代以后得以盛行,这主要得益于朱熹提供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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