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13522
我们翻阅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曾国藩一生，每于人生道理有所体悟，必汲汲与兄弟们分享。天命说不久也成了他用来安慰疏导曾国荃心理疾病的良药。
1705913523
1705913524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1705913525
1705913526
咸丰十一年，曾国荃围攻安庆，当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1705913527
1705913528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围，濠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至于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
1705913529
1705913530
当时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气上升，心情焦躁，行将得病。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太平军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间那神秘的大力量决定的，个人能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国荃将能否攻下南京“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曾国藩说，战争之中，人只能全力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墙濠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但至于“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他这么说，是唯恐国荃在攻城时失去耐心，不择手段，蛮力强攻，致出危险。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用科举考试来比喻天京之战：“譬如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之主张也。”天命难测，个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地努力，不可妄图侥幸，鲁莽裂灭：
1705913531
1705913532
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多方设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1705913533
1705913534
攻下天京后，朝廷打压功臣，有意贬抑曾国荃，气得他大病一场。曾国藩又开导他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21〕意思是湘军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并非全是你的本领，因此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一个人功名达到什么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决定的。“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难攀跻之人。”
1705913535
1705913536
曾国荃身陷困境之际，曾国藩的日子也不好过。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断地敲打他。他用来规劝曾国荃的话，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天命说使曾国藩在宦海风波中能心平气和、沉稳练达，甚至“老奸巨猾”，帮助他成功地处理了功高震主之后的君臣关系。
1705913537
1705913538
十
1705913539
1705913540
随着阅历加深和年龄增长，曾国藩谈论天命的语气越来越肯定，或者说，他对天命越来越迷信。
1705913541
1705913542
他开始相信人不能胜天。同治五年他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弟谓命运作主，余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
1705913543
1705913544
他早前认为，对于建功立业来说，“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也就是说，人事与天命各占百分之五十。后来又认为对于事功来说，人力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百分之三十。他说：
1705913545
1705913546
古来圣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22〕
1705913547
1705913548
以身边的例子为言，当太平军兴起之初，其他清军将领，比如向荣、张国梁等人，“岂不切齿图功，思得当以报国”，也一心要灭了太平天国，但因为“事会未至，穷天下之力而无如何”。那时太平天国势力正张，“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而湘军后来取胜，与太平天国内乱及后期施政混乱直接相关。“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僵毙，而广封娭竖，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渐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
1705913549
1705913550
由此曾国藩得出结论说：
1705913551
1705913552
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23〕
1705913553
1705913554
回首往事，他越来越认同，人的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其实相当狭窄，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有那个运气，一个人再挣扎奋斗也无济于事。
1705913555
1705913556
对于自己一生功业，他以“运气”总结之：
1705913557
1705913558
其初办理团练，略招勇丁以剿土匪，其后四方多故，事会相近，遂有不克中止之势。国家……正值剥极将复之际，不才会逢其适，侥幸有成。湘淮诸公应由布衣徒步以取将相，特借鄙人以发其端。其间离合得失，千变万态，纯关天意，不由人谋。〔24〕
1705913559
1705913560
这其中固有谦词，也有灼见。
1705913561
1705913562
十一
1705913563
1705913564
如果说，直到三七开时为止，曾国藩对命运的总结都不无正面意义。然而，晚年曾国藩对命运的迷信却超越了合理界限，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时他甚至认为，人就是一个“运气口袋”，一切皆是运气为之。“人生皆运气为主，七尺之身实以盛运气。”〔25〕一个人一生寿命、健康、穷富、贵贱，乃至赌博的输赢、科举的成败、军事的胜负，基本都是由命运主宰的，人力能及者甚少。“比之博者之大胜，会试之高第，在一时虽若可喜，实则值时命之偶然。”“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有那个运气，一个人再挣扎奋斗也无济于事。“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
1705913565
1705913566
他迷信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提出“不信书、信命运”这个“离经叛道”的结论。
1705913567
1705913568
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卷上·一生三变》中说：
1705913569
1705913570
（曾国藩）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1705913571
[
上一页 ]
[ :1.70591352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