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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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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教子女看地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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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们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无论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坚决要求外国人见皇上必须三跪九叩，为此不惜一战。曾国藩却主张与外国平等相处，在对外关系上他就主张舍去虚仪，重视实利：“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这个见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实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实际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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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话说得很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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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之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断断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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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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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国藩的浑厚、开阔，无所不包。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他在广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谦卑的，老实的，他不预设什么，也不禁止什么，更不妄断什么，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善于从他所接触的一切精神资源中探寻有用的东西。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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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成功是最恰当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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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第9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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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氏三代家书·前言》，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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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时期日记中常有对官场升沉极为系心的记录。比如因为大考成绩迟迟不公布，他“中心焦急，四处打探，行坐不安，丑极”。有因闻放差之信，“心中有得失之念，胶葛萦扰，几不克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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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国藩曾特作《傲奴诗》一首以纪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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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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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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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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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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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朱子全书·朱子语类·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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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郭璞：《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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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文公文集》卷十五，四库从刊初编刻本，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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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载撰，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中华书局，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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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程颐、程颢：《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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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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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一日，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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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