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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他从此师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谄笑处处打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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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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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世界,以强凌弱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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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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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晚清官场常见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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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辨”的乡愿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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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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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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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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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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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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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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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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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缘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缘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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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顾准批评他们:“宋儒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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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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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这种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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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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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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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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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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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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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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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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