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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人物与时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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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造英雄”，曾公一生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是如何得益于那个时代的呢？假若曾公生于其他时代，其人生又当会如此否？此类问题均值得重视，不能单纯仅为了解曾公生平。今人审视前人，后人亦审视今人；我们此时评论曾公，后世亦将会评论此时之我们。通过探讨曾公生平而揭示时代与人物之关系，便可告诉今人该何去何从，且能预知未来之发展趋势。此目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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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生曾云：“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见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钱玄同先生亦云：“居今治学，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见黎锦熙所编《宋元明思想学术文选第一辑叙例》）就此评传而言，了解曾公的生活与思想，即“考古务求其真”，亦即求得“真事实”；阐明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即“致用务求其适”，亦即“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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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并非高论，仅是为交代作此评传之原因、方法以及目的而已。名曰“导言”，乃是借用屈原《离骚》中“导夫先路”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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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章 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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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物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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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桑戴克（Edward L.Thorndike）曾说：“人生是两重的，一重是环境对于他所生之结果，一重是他对于环境所生之结果。人之成因或禀质，等于他在环境中所受的影响，与他对于环境所生的反应之意向。”（见舒新城所译《个性论》）由此可见，人生与环境之间，关系甚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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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真正了解一个人，须对其所处环境有充分认识。梁启超先生曾云：“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可谓至言。故欲品评一人物者，必当深察其所生之时、所处之地，相其舞台所凭借，然后其剧技之优劣高下，可得而拟议也。”（见《六大政治家》之《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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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人于评述曾公生平前，先阐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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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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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思想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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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乾隆两朝，曾举行博学鸿词科，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又大兴文字狱，因此至嘉庆、道光年间，民族思想已被严重削弱，不为一般士大夫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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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曾云：“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遗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虽以罗、曾、刘、郭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见《太平天国战史序》）确实为不刊之论。由此可见，曾公之所以缺乏民族思想，乃是受当时社会坏境所影响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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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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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皇帝好大喜功，专宠和珅，以致朝政日渐荒废，官吏更换频繁。待到嘉庆继位，虽然和珅终于被诛，然而朝廷腐败之风已成气候，无法挽救。加之教乱迭起，政治局面混乱不堪。至道光末年，皇帝偏信满人穆彰阿，从而导致在鸦片战争中举措失当，可见清政府腐败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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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翼谋先生云：“自乾隆中叶至道、咸间，清代内治之腐败，达于极度，虽无外患，亦不足自保。盖高宗习于汰侈，务为夸大，金川、缅甸、安南诸役，俱以苟且蒇事，而朝廷莫敢直言，相尚以欺诈蒙蔽。积之既久，如痈决疣溃，所在皆患而继起者复皆庸碌无能之辈，浸淫酝酿，愈引愈巨，清之祚几斩焉。藉非汉族出死力以维之，清之亡久矣。”（见柳翼谋所著《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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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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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央政府竟已如此腐败，所谓上行下效，地方政治便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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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上执政言时务书》中有云：“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讫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几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者，俄而非万不交注矣。俄而万且以数计矣，俄而以数十万计或百万计矣。一时不能猝办，率由藩库代支，州县徐括民财归款。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欢，官场如此，日甚一日。”（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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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蓉《致某官书》亦云：“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股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见《养晦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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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足见清朝吏治，自乾隆中叶至嘉庆、道光年间，其贪污腐败程度已达到极点。黎民百姓有何罪孽，要遭此荼毒？于是，迫于生计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此可谓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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