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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当时军事何等废弛。之后,楚军、湘军、淮军相继成立,即是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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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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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曾公上表《议汰兵疏》,其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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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食吸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遇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至于财用之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其浩繁矣。乙巳以后,秦豫两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帑数百万以赈救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奏稿》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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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当时不但军队缺乏纪律,而且财政异常亏空。究其原因,主要是乾隆四十七年增加兵力一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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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隆元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国家库银已由三千万两增至七千八百万两。乾隆为扩充军备,一举增兵六万余人,于是之后每年要投入二百余万两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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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学士阿桂曾就此事上疏,认为国家提高财政支出之后,虽然第一年不会感觉吃力,然而若年年如此,则将难以维持;此次新添军饷,每年将近三百万两,则此后二十余年当中共需耗费七千万两。于是恳请乾隆取消增兵之举。然而经朝臣商议后,乾隆驳回阿桂奏疏,依旧增兵。因此,至嘉庆、道光年间,国库亏空严重。曾公力主精简军队,即是忧患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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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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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除增兵之外,乃是外交上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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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将香港岛割让于英国,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从此由闭关时代进入开放时代。至英法联军之役时,清政府除被迫割地赔款外,又增加通商口岸,且税收不能自主。列强凭借机器,生产出大量过剩商品,售于中国,向我中华民族实行经济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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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翼谋先生云:“吾国历代虽有与各国通商互市之事,然在道、咸以前,大都锁国独立,其经济之变迁,要皆限于国内。自五口通商以后,门户洞开,海陆商埠,逐年增大,加以交通之进步,机械之勃兴,而吾国之经济,遂息息与世界各国相通。昔之荒陬僻壤,可变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给人足者,多变为不平均之发展。语物力之开发,则为远轶于前;论财政之困难,更觉迥殊于古。”(见柳翼谋所著《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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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是盈是亏,通常依据其国民经济的盛衰状况。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经济压迫,国民经济已呈现一蹶不振之势,国家财政自然陷入困境。若非外交失策,怎会沦落至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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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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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曾公上表《备陈民间疾苦疏》,列举分析三种民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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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钱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此外如房基,如坟地,均须为纳税课,准以银价,皆倍昔年。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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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庐、凤、颍、亳一带,自古为群盗之薮,北连丰、沛、萧、砀,西接南汝、光固,皆天下腹地,一有啸聚,患且不测。近闻盗风益炽,白日劫掠,捉人勒赎,民不得已而控官,官将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辄诡言盗遁,官吏则焚烧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后去。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实未遁也。或诡言盗死,毙他囚以抵此案,而盗实未死也。案不能雪,贼不能起者,事主之家已破矣。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发兵会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迹。或反借盗名以恐吓村愚,要索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击之。又或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至缚解到县,又复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资。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戚,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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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见《奏稿》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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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黎民百姓与统治者之间打交道,不外乎围绕三方面问题:一为赋税;一为狱讼;一为绥靖。当时,不仅苛捐杂税令百姓苦不堪言,而且政府面对百姓诉讼时不能合理判案、除暴安良,甚至黑白颠倒、混淆是非、助纣为虐。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痛苦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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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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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政府于内政外交方面,步步受挫,所以社会日益动荡,势如危卵。王益崖先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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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以还,满洲以客帝临朝,于中原故族,自不免盗憎主人,时见嫌忌。以是牢笼摧抑,无所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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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以官为生之流——所谓士大夫,劫于威,瞀于利,固已缄口卷舌,纷纷入彀,以相习于巽顺矣。惟是种见不泯,积怨日深,民众复仇之念,不能自已。故明亡而后,民间之秘密结社,借宗教迷信之力,号召徒党以从事‘反清运动’者,不下教十起,而白莲教实隐为之魁。乾、嘉之际,一再发难。风靡五省,清廷竭海内之兵力,犹十年而后定,则其力量可知。其后分布蔓延于各地之‘红阳’‘青莲’‘八卦’‘天地(添弟)’‘无为’等组合。又皆为其支流与苗裔,则其潜势力之大又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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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季年,清廷方以鸦片之战见挫于夙所蔑视之英夷(当时官文书习用语),举数百年来京旗绿营积弱之实况,一旦暴露于外,又连年凶荒,流亡载道,百姓既无自安,铤而走险者实繁有徒。所谓‘重熙累洽’之幻局,至此已洞穿雪亮,了无实际。当时地方文武官吏,锢于乾、嘉以来承平之积习,类皆苟求恬嬉,玩视民瘼;循例上计,又得相与涂泽,扶同隐徇。各地巨商富室,则更酣歌恒舞,竞以豪侈相尚,以财役人,曾不少恤。于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贫富之界日以悬隔,而社会不安之象,遂不可掩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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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时,秘密会党既灼见清廷统治之不足,又夙切齿于贪官土豪之压迫,触发之机已熟,官民冲突乃亟。(见王益崖所著《太平天国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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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足可见当时清政府地位已是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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