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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当时军事何等废弛。之后，楚军、湘军、淮军相继成立，即是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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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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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曾公上表《议汰兵疏》，其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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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食吸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遇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至于财用之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其浩繁矣。乙巳以后，秦豫两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帑数百万以赈救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奏稿》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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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当时不但军队缺乏纪律，而且财政异常亏空。究其原因，主要是乾隆四十七年增加兵力一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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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隆元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国家库银已由三千万两增至七千八百万两。乾隆为扩充军备，一举增兵六万余人，于是之后每年要投入二百余万两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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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学士阿桂曾就此事上疏，认为国家提高财政支出之后，虽然第一年不会感觉吃力，然而若年年如此，则将难以维持；此次新添军饷，每年将近三百万两，则此后二十余年当中共需耗费七千万两。于是恳请乾隆取消增兵之举。然而经朝臣商议后，乾隆驳回阿桂奏疏，依旧增兵。因此，至嘉庆、道光年间，国库亏空严重。曾公力主精简军队，即是忧患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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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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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除增兵之外，乃是外交上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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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将香港岛割让于英国，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从此由闭关时代进入开放时代。至英法联军之役时，清政府除被迫割地赔款外，又增加通商口岸，且税收不能自主。列强凭借机器，生产出大量过剩商品，售于中国，向我中华民族实行经济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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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翼谋先生云：“吾国历代虽有与各国通商互市之事，然在道、咸以前，大都锁国独立，其经济之变迁，要皆限于国内。自五口通商以后，门户洞开，海陆商埠，逐年增大，加以交通之进步，机械之勃兴，而吾国之经济，遂息息与世界各国相通。昔之荒陬僻壤，可变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给人足者，多变为不平均之发展。语物力之开发，则为远轶于前；论财政之困难，更觉迥殊于古。”（见柳翼谋所著《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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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是盈是亏，通常依据其国民经济的盛衰状况。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经济压迫，国民经济已呈现一蹶不振之势，国家财政自然陷入困境。若非外交失策，怎会沦落至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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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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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曾公上表《备陈民间疾苦疏》，列举分析三种民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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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钱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此外如房基，如坟地，均须为纳税课，准以银价，皆倍昔年。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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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庐、凤、颍、亳一带，自古为群盗之薮，北连丰、沛、萧、砀，西接南汝、光固，皆天下腹地，一有啸聚，患且不测。近闻盗风益炽，白日劫掠，捉人勒赎，民不得已而控官，官将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辄诡言盗遁，官吏则焚烧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后去。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实未遁也。或诡言盗死，毙他囚以抵此案，而盗实未死也。案不能雪，贼不能起者，事主之家已破矣。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发兵会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迹。或反借盗名以恐吓村愚，要索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击之。又或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至缚解到县，又复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资。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戚，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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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见《奏稿》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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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黎民百姓与统治者之间打交道，不外乎围绕三方面问题：一为赋税；一为狱讼；一为绥靖。当时，不仅苛捐杂税令百姓苦不堪言，而且政府面对百姓诉讼时不能合理判案、除暴安良，甚至黑白颠倒、混淆是非、助纣为虐。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痛苦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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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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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政府于内政外交方面，步步受挫，所以社会日益动荡，势如危卵。王益崖先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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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以还，满洲以客帝临朝，于中原故族，自不免盗憎主人，时见嫌忌。以是牢笼摧抑，无所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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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以官为生之流——所谓士大夫，劫于威，瞀于利，固已缄口卷舌，纷纷入彀，以相习于巽顺矣。惟是种见不泯，积怨日深，民众复仇之念，不能自已。故明亡而后，民间之秘密结社，借宗教迷信之力，号召徒党以从事‘反清运动’者，不下教十起，而白莲教实隐为之魁。乾、嘉之际，一再发难。风靡五省，清廷竭海内之兵力，犹十年而后定，则其力量可知。其后分布蔓延于各地之‘红阳’‘青莲’‘八卦’‘天地（添弟）’‘无为’等组合。又皆为其支流与苗裔，则其潜势力之大又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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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季年，清廷方以鸦片之战见挫于夙所蔑视之英夷（当时官文书习用语），举数百年来京旗绿营积弱之实况，一旦暴露于外，又连年凶荒，流亡载道，百姓既无自安，铤而走险者实繁有徒。所谓‘重熙累洽’之幻局，至此已洞穿雪亮，了无实际。当时地方文武官吏，锢于乾、嘉以来承平之积习，类皆苟求恬嬉，玩视民瘼；循例上计，又得相与涂泽，扶同隐徇。各地巨商富室，则更酣歌恒舞，竞以豪侈相尚，以财役人，曾不少恤。于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贫富之界日以悬隔，而社会不安之象，遂不可掩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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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时，秘密会党既灼见清廷统治之不足，又夙切齿于贪官土豪之压迫，触发之机已熟，官民冲突乃亟。（见王益崖所著《太平天国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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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足可见当时清政府地位已是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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