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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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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籍记载，清代“乡会试均考三场。顺治时代，定试题初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传》，《诗》主朱子《集传》，《书》主蔡《传》，《春秋》主胡《传》，《礼记》主陈氏《集说》。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康熙初，废制义，考试全用策论，未几，复清初之制。乾隆时改定初场止试《四书》义三篇（后增性理论一篇，后又废性理论，加入韵诗一首），二场试《五经》文四篇（会试加入韵诗一首），三场策五道。光绪末年，废制义，改用策论，三十一年废科举。”（见王凤喈所著《中国教育史大纲》）由此看来，前面所说的《四书》题及诗题，似乎仅为初场试题，另外还有第二场的经文题与第三场的策论题；但是曾公《年谱》中并未记载，而且曾公本人亦未曾提及，所以无从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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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生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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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关于曾公早年生活的讲述，我们可以对其早年时期的特点作如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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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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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曾公虽然学完《五经》，并对《周礼》《义礼》熟读成诵，而且开始研习《史记》《文选》，但学问范畴终究不够广，学识造诣终究不够深。之后，虽然广泛阅读各家文章，而且专门学习韩愈之作，但知识仍是有限，充其量不过是擅长吟诗作文，足够应付考试而已。然而，若说曾公此时期毫无所得，亦不合适。总而言之，曾公深厚的学识，的确主要靠后来的发愤；而其扎实的基础，则跟早期的努力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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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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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起初热衷于功名，之后则爱好文艺。与热衷功名相比，爱好文艺确实更上一个境界。然而，于文艺之外，人生还有许多大事，曾公此时期却只爱好文艺，可见其志向尚不够远大。究其原因，当是受环境影响的缘故。小考七次才通过，会试两次均落榜，而曾公毫不灰心。尽管追逐功名之事不值一提，但从中确实可以看出其不折不挠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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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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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情感虽然丰富，但所念念不忘者，也只不过是亲友之别离、个人之得失而已。除此之外，于其他方面，感怀极其肤浅。“笙歌丛里合闲游”“万事拼同骈拇视”，及时行乐、悠游人世之心声，未免过于狂放。然而，正当少年，往往容易感情用事，并非理智所能控制。曾公年少时亦不例外，所以不足为怪，只不过与其中年时极其理智之生活态度有极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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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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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韩愈的文章，喜爱购买书籍，虽然说明曾公求知欲十分旺盛，但只爱韩愈之文，未免显得文学素养过于狭隘，而狂热购置书籍，亦显得求学之心浮躁。所谓“博而能一”，曾公离此标准尚有差距，但古语云“好学近乎智”，所以曾公既能好学不倦，自然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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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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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不仅学习习惯尚未养成，而且吸烟恶习难以摒弃，所以无须多作评价。但进入翰林院后，能够为自己制定读书计划，似乎已深刻意识到往日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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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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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当中，虽然值得称道之人极少，但如刘孟容、郭嵩焘、陈岱云等，均为曾公生死患难之交。世上知己难逢，而能于年少时遇上如此挚友，自然十分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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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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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到达七八个省，虽然不能号称眼界大开，但相比于终身死守家园之人而言，自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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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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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当时经济状况十分窘迫，但穷且益坚，艰苦奋斗，正是其实现志向之重要途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曾言：“贫困为训练吾人之学校，能忍屈让而富于宽容，又有体察人情之力。故有希望与抱负之人，欲为国家社会尽瘁者，不可不有贫困之经验。”（见杜亚泉所译《处世哲学》）曾公早年正是因为有“贫困之经验”，所以“能忍屈让而富于宽容，又有体察人情之力”，从而日后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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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情形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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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岁进入县学，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真可谓平步青云、少年显达。虽然醉心于功名谈不上伟大，个人之荣华富贵不值一提，但仅就有志于功名与获取功名而言，曾公称得上“有志竟成”，由此可见其才华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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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曾公早年生活以学习与考试为中心，但所谓学习，乃是为考试而学习，并非为学习而学习（曾公入京以后，开始钻研古诗文，当为例外）。因此，曾公此时期的生活重心，即是“科名”二字。为何当时一心热衷于科名？原因正是当时清政府用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上面作此要求，下面必然照此应付，可见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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