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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每日课《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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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三日写回信《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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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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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月课应看书不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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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见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与弟书——《家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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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日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笔加圈批。”（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与弟书——《家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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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近来事极繁，然无日不看书。今年已批《韩诗》一部，正月十八批毕。现在批《史记》已三之二，大约四月可批完。”（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与弟书——《家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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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书札》中所记载：“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复贺耦庚中丞——《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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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致刘孟容——《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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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文集》中所记载：“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圣哲画像记》——《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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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努力提高自身修养，不仅于翰林院中任职时如此，而且后来官任侍郎时，虽然公务繁忙，亦能坚持不懈。在此摘录《年谱》数条，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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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申道光二十八年，公三十八岁。公官至卿贰，名望渐崇，而好学不倦。其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又采辑古今名巨大儒言论，分条编录，为《曾氏家训长编》，分修身、齐家、治国为三门，其目三十有二。公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秦文恭公《五礼通考》综括天下之事，而于食货之政稍缺，乃取盐课、海运、钱法、河堤各事，抄辑近时奏议之切当时务者，别为六卷，以补秦氏所未备。又采国史列传及先辈文集中志状之属，分门编录，条分近代学术，用桐城姚氏之说，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为目，依类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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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道光三十年，公四十岁。公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史，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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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咸丰元年，公四十一岁。公前官翰林时，与倭仁公、唐公鉴辈讲学，逐日记注。中辍数年，刘公传莹为公书斋额曰：‘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至是公乃仿程氏读书日程之意，为日记，曰《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其说曰：‘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极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极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由静之动，有神主之；由动之静，有鬼司之。终始往来，一以贯之。’每日自课以八事：曰读书，曰静坐，曰属文，曰作字，曰办公，曰课子，曰对客，曰复信。触事有见，则别识于其眉。公兼摄刑曹，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盖无虚日。退食之暇，手不释卷，于经世之务，及本朝掌故，分汇记录，凡十有入门。是岁公选录古今体诗，凡十八家，又选录古文辞百篇，以见体要。”（以上均见《年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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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文字可知，曾公的学识与德行，在此阶段获得长足进展。其学习研究的范围，除文艺外，还涉及史学、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地理等。其学习方法，除勤学好问外，还自己制定计划，并持之以恒。至于在提高德行方面，则身体力行，在处理政务时，则详细考察、广泛收集资料，尤为难能可贵。以上种种进步，究其原因，固然不能缺少良师的教导与好友的扶持，但关键因素是曾公能够自立自强、自我督促与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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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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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道光二十年庚子入京之后，与人交往颇为广泛，其中不乏好友。至于镜海先生，曾公虽并未正式拜其为师，但一直向之请教学习。所以，在曾公中年时期，就其拜师交友情形而言，十分值得评述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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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渠言有窦兰泉者（垿，云南人），见道极精当平实，窦亦深知余者，彼此现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敖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见者数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蕙西尝言：‘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两人颇有此风味。’故每见辄长谈不舍。子序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予病合，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陈岱云与吾处处痛痒相关，此九弟所知者也。”（《家书》卷一）由此足可见曾公当时结交师友、与朋友间相互切磋之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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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十月二十六日，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吾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僩，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常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家书》卷一）由此可以大致了解曾公当时师友的学识与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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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冯树堂进功最猛，余亦教之如弟，知无不言。……岱云与易五近亦有日课册，惜其识不甚超越，余虽日日与之谈论，渠究不能悉心领会，颇疑我言太夸。然岱云近极勤奋，将来必有所成。何子敬近侍我甚好，常彼此作诗唱和，盖因其兄钦佩我诗，且谈字最相合，故子敬亦改容加礼。子贞现临隶字，每日临七八页，今年已千页矣。近又考订《汉书》之伪，每日手不释卷。盖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以余观之，此三事余不甚精，不知深浅究竟何如；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诗亦远出时手之上，而能卓然成家。”（《家书》卷一）即是对当时友人学问与德行的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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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公又致信于其弟，对自己当时的师友作如下概括：“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古文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广西主事，年二十岁，张筱浦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广西乙未翰林），吴莘畲（名尚志，广东人，吴抚台之世兄），庞作人（名文寿，浙江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家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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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正确结交师友，曾公于信中亦有阐述，如：“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别人，恐徒标榜虚誉。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损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家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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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廿六日与弟书——《家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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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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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早年时期，虽然行踪很广，但师友不多；而此时期，虽然师友颇多，但行踪不广。前后恰好形成反差。曾公自道光二十年庚子入京，直至咸丰二年壬子，总共出京两次：第一次即道光二十三年四川之行，第二次为咸丰二年江西之行。四川之行，往返历时仅半年；江西之行，因洪秀全、杨秀清发动叛乱，2加之母亲病逝，所以由九江转道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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