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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以做官发财为耻，而且不肯轻易受人恩惠。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曾公于家书中对其弟云：“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后，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将来若作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家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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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早年，志在考取功名与研究文艺，而此阶段已与早年时期大有不同。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曾公致信于其弟，云：“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名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舃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家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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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致信于其弟，云：“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家书》卷一）即其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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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所以有如此转变，当是由于自身德行比以往大有提高，而且重视实践。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曾公致信于其弟，言辞恳切，语重心长：“……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家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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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既然将《大学》中三大纲领作为读书人的分内事，所以其意志高远，犹如凤凰翱翔于万丈高空，而丝毫不在乎个人荣辱与得失。“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家书》卷一——信函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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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匡时济世的志向，不仅于家书中表露无遗，而且洋溢于其诗作当中。道光二十三年，曾公作《感春》诗数章，“慷慨悲歌，自谓不让陈卧子”（见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家书）。在此抄录其中两首，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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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读书良不恶，乃用文章自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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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吴朱邵不知羞，排日肝肾困锤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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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别驾酸到骨，昨者立谈三距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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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汤语言更支离，万兀千摇仍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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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求志动渭莘，虫鱼篆刻安足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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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马杜韩无一用，岂况吾辈轻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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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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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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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鸟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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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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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烂漫开瑶池，碧血淋漓染仙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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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令恶鸟变音声，坐看哀鸿同长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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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日月照精诚，旁有鬼神瞰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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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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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谓：“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其于意志方面，亦是如此。曾公为救济贫民，曾决心购置义田。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廿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处境未裕。无论为京官者目前不暇，即使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义田之愿，恐终不能偿。然予之定计，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余，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家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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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何等胸襟，何等器量！那些只知中饱私囊而对民间疾苦漠不关心之人，对比曾公所言所行，将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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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此阶段，亦常有志著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公致信于其弟，论及此事，云：“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曾与九弟详细道及。后因采择经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至于采择诸子各家之言，尤为浩繁，虽钞数百卷，犹不能尽收。然后知古人作《大学衍义》《衍义补》，乃胸中自有条例、自有议论，而随便引书以证明之，非翻书而遍钞之也，然后知著书之难。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若将来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家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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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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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中，曾公在意志方面，较早先稍有不同，至于情感方面，亦略有变化。曾公早年，思亲怀友之句，时常出现于诗文中，而此时亦是如此。如曾在《杂诗九首》中，抒发自己对友人的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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