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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自道光二十年庚子入京后的身体状况，《年谱》中颇有记载。道光二十年，曾公“病热，危剧，几不救。同寓湘潭欧阳小岑先生兆熊经理护持，六安吴公廷栋为之诊治。八月初，病渐减，始能食粥。九月，乃大愈”（《年谱》卷一）。此为曾公进京以来初次染病。一病即是数月，几近丧命。所以《寄郭筠仙浙江》诗中，有“艰苦新尝识保身”之句。第二年十月以后，方才“体气日强”，甚至比以往大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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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三年四川之行途中，曾公生病，虽然仅仅一月余后便愈，但非常影响身体健康。从四川返京后，体格和精神才逐渐强健。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曾公寄信于其父，云：“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家书》卷二）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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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的癣病，则始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此年“夏间，癣疾发，至秋微愈”（《年谱》卷一）。但“自是以往，癣疾恒作，以至老年，未得全瘳”（同上）。所幸仅是皮肤病，不算大病。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曾公寄信于其父，云：“近日头上生癣，身上生热毒。……男以皮肤之患，不甚经意，仍读书应酬如故，饮食起居，一切如故。”（《家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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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曾公又得肺热，但并未因此而停止作诗、读书。“夏秋之交，公病肺热。僦居城南报国寺，闭门静坐，携金坛段氏所注《说文解字》一书以供披览。汉阳刘公传莹精考据之学，好为深沈之思，与公尤莫逆。每从于寺舍兀坐，相对竟日。刘公谓近代儒者崇尚考据，敝精神，费日力，而无当于身心，恒以详说反约之旨，交相勖勉。寺前有祠一所，祀昆山顾亭林先生。十月，公在寺为诗五首赠刘公，以明其志之所向。”（《年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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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抄录其中两首，一则进一步深入了解曾公身体状况与其学业之间的关系，二则为前文讲述曾公意志时遗留的不足作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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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肺热苦吟呻，今年耳聋百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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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卅六未全老，蒲柳已与西风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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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我识字殊珍少，浅思讵足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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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忆轩颉初考文，群鬼啼夜天裂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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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高扬马并奸怪，召陵祭酒尤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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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生晚出吾最许，势与二徐争嶙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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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哉数子琢肝肾，凿破醇古趋嚣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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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史不是养生物，雕镵例少牢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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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日饮婆娑尚不乐，嗟尔皓首虫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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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诗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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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儒阁阁蛙乱鸣，亭林老子初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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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山水委灰烬，可怜孤臣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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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南北辙迹遍，断柯缺斧终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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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文书巨眼在，北斗丽天万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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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上溯三皇始，地志欲掩四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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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立言要须尔，击瓮拊缶乌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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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余孱退昏庸百不力，付与四海刘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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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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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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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一谚语：“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全之身体。”对于曾公此阶段的身体状况，我们已有大概了解，则其精神状态如何，自然不言而喻。其中一点最值得我们注意，即曾公患病时，若病情不十分严重，则仍旧坚持写诗、读书。其好学不倦之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做学问时，若欲做到持之以恒，时刻追随先哲脚步，必须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为前提。而曾公此阶段中，就其精神而言，虽然亦有颓废之时，但仍以奋发之时居多。在此摘录曾公《日记》中数段话，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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