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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各项内容，曾公此阶段的生活特点，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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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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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与早年时期相比，已大有进展。早年时期，曾公志在考取功名，只喜好文学。而此阶段，除文学以外，还涉足于史学、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地理等学科。早年时期，曾公喜欢置身于丝竹歌舞中悠闲度日。而此阶段，则力求改过自新，严于律己，且每日写日记，从未间断（中间暂停数年除外）。所以，此阶段曾公的德行与学识突飞猛进，与早年时期已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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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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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的良师益友，亦非早年时期所能比。早年时期的师友，不仅数量少，而且并未对曾公产生很大影响。而此阶段的师友，如风起云涌般。其中，唐镜海，如倭艮峰，对曾公的影响非常巨大。其他如吴竹如、窦兰泉、邵蕙西、何子贞等人，常于学问与品行方面，与曾公互相切磋，从而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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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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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的游历范围，虽然不及早年时期广，但四川之行当中，穿越山西、陕西两省，并途经剑阁，怀古感今，借景抒情，亦能开拓视野，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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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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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曾公立志匡时济世，并倡导身体力行，与早年汲汲于功名与埋首于文艺相比，胸襟已大为开阔。至于欲购置义田、决心著述，均为从自身实际能力出发而产生的设想，并非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夸夸其谈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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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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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除思亲怀友之外，曾公亦时常担忧国事，欲雪国耻，其情感范畴，已非早年时期所能比拟。对待同乡、族人与姻亲，于钱财上毫不吝啬，竭尽所能给予帮助，绝非口惠而实不至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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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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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爱买书，更爱读书，除书籍之外，便无其他嗜好。此阶段曾公好学不倦的精神，依旧如同早年时期。但不同之处在于，早年时期“尤好昌黎韩氏之文”，而此阶段则“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从其流而究其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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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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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于学习上有一定的课程计划，而且已将早年的吸烟恶习坚决摒弃，个人习惯方面明显大有进步。同时，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列入养生要言当中，用以时刻警醒自己，可见其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总而言之，曾公已由早年不规律的生活状态，进入此阶段有规律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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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精神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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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中，身体与精神，时强时弱，并不稳定。但在遭遇大病之后，已渐渐懂得保养身体，且当身体衰弱时，仍能激励自己振奋精神。既做最坏打算设法安排善后事宜，又抱最大信心战胜疾病绝不颓废，十分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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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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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中，曾公虽然步入仕途，但起初经济并不宽裕。直至结束四川差事后，才寄往家中一千两白银；升任侍郎后，才有能力每年补贴家用，从此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一旦手头稍有盈余，即将之馈赠族人与姻亲，而自己除书籍、衣服外，不留任何积蓄。薄待自己、厚待他人之高尚品德，昭然若揭。相比于当时那些稍有余钱便任意挥霍，贪图个人享受之徒，真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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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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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中，起初于翰林院中任职，极少接触政治，所以并无可以评述的经历；而升任侍郎之后，公务颇为繁杂，且能够恪尽职守，因此很有必要对其政治生活作番评价。曾公所上奏的《议大礼疏》《敬陈圣德疏》《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以及《备陈民间疾苦疏》，均关系国家大事，且确实很有主见，一针见血，言辞耿直，颇令人称道。呈奏《敬陈圣德疏》时，曾公曾于家书中云：“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见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曾公寄弟书——《家书》卷四）其以挽回朝堂风气为己任的决心，溢于言表。此后曾公于其政务、军务生涯当中，一直将扭转风气当作重中之重，正是起源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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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此阶段的生活，为曾公此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生活。其政治地位，可谓蒸蒸日上；其经济状况，亦渐入佳境。同时，道德修养提升迅猛，读书治学孜孜不倦，日常生活井井有条，更是令人敬仰。而曾公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因为万事皆以“理智”为原则。换言之，即凡事三思而后行，绝不意气用事。因此，曾公在进行自我教育过程当中，无论是关于道德、学问，还是关于嗜好、习惯，皆能做出正确选择，并持之以恒，进步迅速。正是缘于其良好而严格的自我教育，其经济状况才愈加改善，政治地位才日渐提高。至于曾公为何将“理智”作为生活原则，则是因为自道光二十年入京之后，受师友的影响，开始钻研宋代理学。因此，我们将宋代理学视为曾公此时期的生活中心，倒未尝不可。曾公正是由于推崇宋代理学，讲究义理，注重实践，所以轻视功名与文艺，甚至不喜考据之学。既然已经明白曾公此阶段的生活中心为何，那么自然能够理解曾公此阶段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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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六章 中年生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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